／唐元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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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東洲村村民示威抗議當局強製徵收土地、侵吞賠償款、要求合理的補償金。但汕尾當局罔顧民眾要求，竟調兵數千對手無寸鐵示威民眾，大開殺戒。此舉震驚了世界。《紐約時報》報導「中國動亂升級，據報20多人被殺」。認為這是1989年「6．4」後，中共軍隊對平民百姓動武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事件。
東洲村屠殺事件，已經向所有中國人發出一個時代的信號。表明中共和自己的民眾在土地問題上，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由於中共的阻擾破壞，國內民主的土壤尚未形成，理性的力量難以發揮作用，社會將不可避免的啟動自發的調節機制，革命的局面即將出現。
導致革命的原因往往不是貧窮，而是社會不公。近年因土地紛爭出現的官民衝突事件，與前相比大幅上升。從這裡可以看到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程度。2004年中國大陸各地就發生74,000起暴亂或嚴重騷亂（中國官方統計），其中90％以上是官民爭奪土地導致的結果，在廣東、浙江與江蘇的工業大省土地爭奪更是激烈，遊行示威等抗議活動愈來愈多，讓中共官方十分緊張。由緊張而神經過敏，進而處置失當，從目前看他們普遍使用暴力鎮壓手段，顯然在激化矛盾。
今天土地已不再是廉價農產品的溫床，早已成為重要工業和原料基地，發達大城市周遭的土地甚至寸土寸金，它巨大的經濟價值，誘使政府官員和土地投機者相互勾結，罔顧後果的全力搜刮。應該看到，不斷出現的土地紛爭，基本上由官員的腐敗引起，過去10年，中國有6,600萬農民喪失了自己的土地，千百萬人無家可歸。許多居民被迫遷到貧瘠地區，在貪腐官員層層盤剝下，根本得不到足夠的補償，但政府官員卻一夜暴富。
去年10月間，重慶萬州5萬居民上街示威，推倒並焚燒警車，攻擊區政府辦公建築，受到當局的鎮壓。今年6月，河北定州市繩油村村民遭不明暴徒襲擊，六位村民戰死，傷無數。今年4月浙江東陽畫溪村村民暴動，要求官方關閉製造污染的工廠。當地政府調兵3000，欲速平2萬名抗爭居民，但軍警寡不敵眾而後撤，後繼續增兵才控制當地局面。九月間，也是最受國際關注的廣東番禺太石村民眾欲罷免貪官而引發的官民衝突事件，過程中有多人受傷、數十人（其中包括多名維權律師）遭逮捕。
上個世紀前半葉，由於農村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在城市暴動中失敗的中共轉移到農村，他們利用部分農民的不滿情緒，在農村發動「土地革命」，消滅原來的土地所有者。中共奪取政權後將土地收歸「國」有，實際是共產黨佔有，現在的地方當局對土地資源處置，引起世代居住在這些土地上民眾的不滿。他們處理矛盾時表現的政策僵化，頭腦簡單，以為每次出事時，殺一些人、捕一些人，鎮嚇住膽小怕事者就萬事大吉，這種做法終將成為暴烈力量的形成的因素之一，須知殺人並不是萬全之策，如暴烈氛圍形成，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如置生死於度外，嚴酷的鬥爭環境，定會使革命情緒持續發酵，最終造就出傑出的革命家，革命的發生是革命家與民眾共同行動的結果。
一旦革命爆發，戰亂興起，也會招致國際社會的干預，儘管內亂不會長期延續，但中國貧民百姓對舊制度的仇恨，使得他們的毀滅和鬥爭強度決不會小於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儘管目前民眾的總體表現仍然是軟弱和屈服的，但不能小視將來的革命的熱情。民眾現時表現不過是畏懼殺戮、隱忍不發、懷恨待機而已。
許多知識分子倡導和平改革，但熟悉和研究過各種歷史進程的人知道，改良與革命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動的結果，只有當統治者的涵養表現出寬容的姿態並做出讓步情況下（像當年的台灣），和平的進步過程方能實現，但不幸的是從中共統治歷史來看，這種讓步的願望變得極不現實。貪腐和暴力是中共的大部分官僚生命存在的模式，這就決定了他們同自己的民眾有水火不容的高度緊張的關係，談和平改革只能是與虎謀皮，是一種美麗的夢想。
共產主義原教旨理論認為土地公有，是一種讓全體民眾利益均占的政策，而今天的中國，事實上各級政府擁有土地的絕對支配權，土地是他們的搖錢樹，已經成為少數人手中可獲取暴利的稀缺資源。政府用粗暴的模式強行徵收土地，又不給合理的補償，形同掠奪。城鎮土地爭奪的結果，給居民造成慘重損失，許多人的生活根本上受到破壞。
從本質上說，中共當權者們如同過去意義上的地主老財。日益生活窘迫走向貧困的民眾對新時代「地主老財」的抗爭，是這場爭奪土地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這也是中國可能再次爆發「土地革命」的原因。（本文首刊於《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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