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書摘


◎李登輝


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三

 下午三時半,七海(總統蔣經國官邸)來電要求迅速到總統寓所。因為正在接(見)外賓關係註396,離開總統府較遲,到的時候已經四時多。俞院長(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沈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郝總長(參謀總長郝柏村)均已到達。孝勇兄(蔣孝勇,蔣經國三子)告知總統已經逝世註397消息,晴天壁歷(霹靂),心情特別沈重。到靈前拜最後一次顏貌,覺得特別慈祥安靜。開始商討善後處理。

  蔣總統與本人之談話、各項指示記錄至止告一段落,不再有記錄之機會,失去一位領導者、導師。

蔣經國總統過世及善後處理

 蔣經國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最後一次召見我,直到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間,他的身體狀況很不好,因此這段期間我們並沒有單獨見面,十二月二十五日他還參加了行憲紀念日的活動。民進黨曾在那次會上發動激烈的抗議行動。

  他過世那天,官邸的人下午兩點多就打電話來,想通知我蔣總統情況不好。但是我的秘書或許不知道電話從哪裡打來,他回答說我正在接見外賓,沒有時間接電話。官邸的人又打電話到副總統辦公室,由雷主任派黃參議到三樓(副總統辦公室在四樓)會客室向本人報告,請我立刻前往七海官邸。這時候我才知道這件事。我立即告訴客人:發生緊急事故,必須結束談話。然後立刻趕赴七海官邸。

  下午四點多,我到達七海官邸,但為時已晚,蔣總統已經過世。這時候我想,如果七海官邸來電話時,我儘早趕過去,說不定蔣總統還沒過世,還可以說話。我是副總統,他應該至少會對我說出一兩句遺言。但是我的秘書卻拖延了時間,在這麼重要的關頭,這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事,他卻沒有通知我,也因此我喪失了聽到蔣總統最後講話的機會。一直到現在,我都還很遺憾,因為我沒能夠把握住那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時刻。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七海官邸的客廳在樓下,蔣經國的房間在二樓,我們上樓去看他時,房間都已經整理好。整理房間的是他的侍衛,都是職業軍人,大多來自金門,他們在蔣經國過世時都在他旁邊。他過世前吐了不少血。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大量吐血,他患有糖尿病,卻沒有打針,只靠吃藥控制,或許是因為吃太多藥,傷了胃,因此造成出血。蔣經國本人必定想不到自己會因為吐血而過世,甚至連醫生也沒看出他的身體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不管是英雄還是皇帝,再怎麼獨裁也好,一旦過世,什麼地位、金錢等等價值都不存在了。最後都和凡人一樣,回到自然的懷抱。所以人活著,實在不必太執著。不過,死後會不會令人懷念,倒是個重要的問題。

  蔣經國過世後的善後處理,第一要務是要製作他的遺言。由於他來不及留下遺囑,臨時由總統府秘書王家驊寫出,讓大家簽字。蔣介石過世時也是這樣子做,他的遺囑由秦孝儀寫出。

  其次是關於如何辦喪事,討論由誰參加典禮、儀式如何等等。

  另外是討論副總統接任元首事宜,決定當天晚上八時,依照憲法規定,由副總統繼任,監誓的是司法院院長林洋港。蔣經國在下午四時過世,到晚間八時之間,四個鐘頭內,我們的國家沒有元首。憲法並沒有規定總統過世後,幾個鐘頭內要由副總統繼任元首。

  蔣經國過世時,台灣究竟會變成怎樣,當時根本完全看不出來。大家抱持著各種的期待,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那時沒有人期待我會當上總統;就算我當上總統,可能也不會推動民主化。因為我只是一個人而已,既沒有班底、沒有情報關係,也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在黨內也是一樣,完全不是我在掌權。我等於是典型的傀儡,既然是傀儡,就只能扮好傀儡的樣子。沒想到我後來推動了民主化,因此現在國民黨內部有人說:「大家都被李登輝騙了!」歷史實在是很有趣,還沒有發生的事,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從來不會有人知道。

  我當了蔣經國總統三年八個月的副總統。蔣經國過世,我升任總統後,穩定政局成為我重要的考量。他剛過世的十三天裡,我每天上班前,都會到他靈前祭拜。我這種重禮數的精神,是要表示我不會改變他的路線,會遵守他的教導,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主要是維持他的人事、政策,以及他總統任內尚未執行完畢的計畫,這是讓大家安心、安定。在我繼任的兩年四個月總統任內,可以說只是延續他所做的事情,繼續執行他訂出來的既有計畫。事實上,我在這段期間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靜下來;就像颱風要來之前,天空也會先沈靜一陣子。

  我在接掌政權的過程中曾經歷一些波折,代理主席爭議就是一個例子。

  宋美齡在一九八六年下半年回到台灣,一直沒有回去美國,因此蔣經國過世時,她人在國內。當時她主張國民黨不必選出代理主席,認為由中常委輪流主持中常會即可。於是她寫信給李煥。有這一封信,就沒有必要去討論由誰接代理主席的事了,畢竟李煥、沈昌煥這些人都會照宋美齡的意思做事。不過,李煥這些人都會看看情況。

  但是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的中常會,還是推舉出代理主席。那次常會由《中國時報》的創辦人余紀忠主持。當時早已決定要由行政院長俞國華在會裡提議推出代理主席,但正式議程裡並沒有把俞國華的提案放進去,因為中常會有時會有這種臨時提案的情形。

  宋楚瑜看到議程裡並沒有討論代理主席的案子,以為會上不討論這件事,就先站起來講話。當時他是要對我表示好意。他說自己在推選代理主席的事情上踢了臨門一腳,這種話並不實在。當時他不過是國民黨的副秘書長而已,開會時並沒有說話的機會,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表現自我。

副總統任內的學習及歷練

 在就任副總統之前,我很少有機會能夠安靜下來,不管是擔任市長或是省主席,都非常忙碌,需要到處跑。副總統的職務比較有自己的時間,我就開始計劃要認真讀書,並且大規模地訂書、買書。現在我在大溪寓所的很多藏書都是副總統時期買的,包括講談社出版的科技書籍,或是岩波文庫等等。

  當時第一要緊的就是研究軍事和中國大陸的情形。我買了一些Defense Digest(《防衛文摘》)來看,裡面有很多關於美國和日本的軍事報告,我對台海的戰爭等等各種認識,都是從那時開始的。例如台灣空軍的脆弱化:過去台灣一架飛機可以對付中共十五架飛機,一直演變到後來只能應付一點五到兩架,比例降低成這樣。我一直在關心這件事,也會向蔣經國報告海峽兩岸軍事的情形,要怎麼達成目標,我也做了圖表向他說明。所以我當上總統後,很強調軍機的充實,因為空軍的力量如果無法維持,台灣海峽就不能安定。

  在副總統時期研讀的書籍中,第二項重點就是對高科技的研究,從電子學、生物學,一直到材料學等等,在當時立下了我對材料學的基礎。第三項就是研讀台灣的教科書,包括國小和國中的歷史、地理、數學。我曾經和一些老師討論過教科書問題,我說小學生要從四年級升上五年級時,一些本來數學很優秀的人,成績會一下子掉下去。他們聽了嚇一跳說:「你怎麼知道?」我說:「因為現在的教科書課程的銜接有問題,小孩子沒辦法繼續,慢慢就變成沒興趣。」既然這樣子不行,教科書就需要整個改革,後來教科書的改革就是這樣來的。我不是憑空講話,而是親自去讀教科書,才知道台灣的小孩真可憐。此外在那段時間,我還下功夫研究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對中國文化有了新的批評和瞭解。

  擔任副總統這段期間我一點也不急,很多事情裝做不知道就好了。總統要教你如何做,你愈做就愈能瞭解;我是用這種方法在考慮。剛開始時比較生疏,到後來就愈來愈清楚、愈來愈深化。台灣在一九八六年以後的重要變化,像是政治改革、經濟變化等等,我差不多都曾參與。

  在副總統的三年八個月期間,第一是能夠接觸、瞭解領導是什麼。要如何領導?領導的方式是什麼?這無法簡單具體地說出來,就好像「呼吸」一樣,沒辦法很清楚說出究竟空氣是要怎麼吸入。第二是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那個階段,我對於政府高層的人有了認識,如果沒有瞭解,將來無法應付那些問題。第三,我瞭解蔣經國對台灣的態度。他對台灣本土化的意識很強,這比較屬於原則上的問題。

唯一的談話紀錄

 我和蔣經國談話時,有時候有第三者在場,譬如說十二人小組,還有五院院長等,但大部分時候只有我和他兩人,往往沒有其他人在。以蔣經國那時候的身體狀況和心情,他個人絕對不會做談話紀錄。至於外人有沒有幫他寫,我們不會知道;但是蔣經國跟我說什麼話,別人也不知道。以他的脾氣,他也不會跟秘書講我們談話的內容。所以我所寫的記事,是我和蔣經國唯一的談話紀錄。

(註396)副總統李登輝當時正在接見的外賓為美國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華金斯(Wes Watkins)夫婦等人。
(註397)1988年1月13日總統蔣經國逝世,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規定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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