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勇．敢為堅忍的精神　Courage The Spirit of Daring and Bearing 

　《勇氣除非因義而生，否則稱不上有德性。孔子在《論語》中給了「勇」下述定義：

　「見義不為非勇也。」（註：《論語》「為政篇」）

　簡單講，孔子認為：

　「所謂勇，就是做符合義理的事情。」

　許多人常以為，只要是冒險患難，就具備勇氣。有的人以殺人為職業，莽撞冒進，如此堪稱莎士比亞筆下的「勇氣私生兒」，卻受到許多不當的喝采。

　但真正的武士道決不如此。為不值得一死的事情而死，只能說是「犬死」，毫無價值。柏拉圖對勇氣也有如下定義——

　「勇者能識何者足懼，何者不足懼。」

　大概沒有聽過柏拉圖這句名言的水戶義公（註：德川光，1628∼1700年。德川幕府三大親藩之一水戶藩二代藩主，世稱「水戶黃門」，編纂《大日本史》）對此也有異曲同工的看法，他說：

　「那些上戰場就一副非得犧牲性命不可的人，其實層次很低。真正的勇，應該是能判斷，何時該求生，何時該求死。」

　關於道德勇氣與肉體勇氣、蠻勇之區別，我日本人比西洋更早有清楚認識。比如，武士年少時，一定會被告誡必須區分「大勇」與「匹夫之勇」。

　對於少年的心性而言，剛毅、不屈不撓、大膽、自若、勇氣等，最容易令他們佩服，引為實踐模範，訓練起來效果也最好。換言之，「勇氣」乃是被認為武士最應從小鼓勵、培養的德性。

　所以，許多武士的小孩即使還在母親懷抱，就開始聽大人講軍事與戰爭故事。跌倒或受傷哭泣，也會被母親斥責：

　「為何如此一點傷痛就大聲哭泣？真是膽小鬼！戰場上若有人砍斷你的手臂，該當如何？甚至如果必須切腹自殺，你怎麼辦？」

　《先代荻》之中的千松（註：以1671年「伊達暴動」為故事背景的歌舞伎劇目《伽羅先代荻》之中，「老女」與總管家政岡犧牲自己的孩子千松，拯救主君鶴洗代君，情節感人）說：

　「看到親鳥銜餌來籠子裡給小麻雀吃，我內心雖然很羨慕那小鳥，但身為武士之子，即使肚子餓，我也得忍耐。這就是忠義。」

　這類故事在早期武士的世界中，可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日本民間故事也有許多強調忍耐與勇氣的題材。然而，鼓勵少年培養敢為自若的精神，只靠這些故事並不夠，有時還得以接近殘酷的嚴厲方法磨練其膽魄。此時武士會強調：

　「獅子欲其子成為萬獸之王，故而將之推下千仞之谷。」

　換言之，武士之子必須經得起考驗，讓他體驗類似西西弗斯的痛苦（註：Sisyphus-like tasks = 希臘神話故事中的古代暴君，死後墮入地獄，被罰推石上山，但石頭近山頂時又滾下，於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環不息）。最常見的做法是，偶而不給食物，或者令其在寒冷天氣脫掉衣服外出，這是培養其耐力非常有效的方法。即使是年幼孩童，也可令其前往陌生人家裡辦事，或者寒冬令其日出之前起床，還沒吃早餐就赤腳走到老師家讀經。此外，每個月至少選一、二次類似天滿宮祭日的日子，聚集少數少年，讓他們通宵高聲輪流演講。然後，所有可怕、令人畏懼的場所——刑場、墓場、鬼屋等，都讓少年經常接觸、熟悉，甚至成為遊戲。特別是進行斬首之刑時，不只應帶少年前往觀看，還須令其入夜後隻身前往刑場，在梟首〔譯按：被砍下的人頭〕上做記號才能回來。

　這種超斯巴達的訓練膽量的方法也許會讓現代教育家驚駭、質疑，認為如此做法將毀滅一個人內心的優雅與體貼，太過野蠻。》

　「勇」與「義」確實是密不可分的，新渡戶稻造先生強調：

　「勇氣除非因義而生，否則稱不上有德性。」

　這卻是無可懷疑的真理。

　昭和天皇在其「御製」〔譯按：天皇或皇室成員所做的詩文與和歌。目前單指天皇之作品〕中有一首：

　「冰雪直直下　寒松不改傲枝頭　人亦應如此」

　這首詩寫得好，漂亮地表現「勇」與「義」的境界。可見昭和天皇也是「武士道」最佳體現者，否則美國名將麥克阿瑟也不會見到他就心佩誠服。只可惜，眼前日本已經沒有這樣的人了。

　此外，「為那種不值得一死的事而死，只能說是「犬死」，毫無價值」這句話堪稱是本章最重要的部分，值得省思。

　總之，武士即使認為自己很勇敢，但「慷慨赴義」之前還是得冷靜思考，想想是否真的是自己該犧牲性命的時候。這就像柏拉圖說的：

　「勇者能識何者足懼，何者不足懼，那就是勇氣。」

　可見「武士道」絕非蠻勇，可以說武士道最輕視完全沒有腦袋、左衝右突的行為。

　這方面我有很深刻感受。我在擔任總統的時期，不斷被中共強烈挑釁，威脅要發動戰爭，台灣許多國民因此心生動搖、害怕起來，於是有人建議「台灣乾脆臣服於中共統治算了」；但相反的，有人主張「背水一戰，徹底打擊中國侵略之野心」。總之，關於是和是戰，國民意見紛紜，擾攘不安。在此危機時刻，更需穩住大局，做全盤考量。我很清楚地告訴自己，這就是身為國家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與義務。

　基本上，台灣人都非常痛恨中共的欺壓，我們當然也希望國民都具備更大的「勇氣」，能與之對抗。但也不必陶醉於「玉石俱焚」的悲憤，非得與對方決一死戰不可。像這樣的求戰與求死，只是一種「犬死」罷了。當然，我不認為台灣人必須忍氣吞聲，也就是必須「不惜生命」時，我們也有決戰到底的氣魄與勇氣，而這也正是「武士道」的神髓所在。

　近年來北韓一再以彈道飛彈威脅，令日本舉國震撼，許多人嚇得雙腳發抖。但在我看來，此事根本不足畏懼。

　這就像中共不斷用飛彈威嚇台灣，但「新台灣」並不會因此害怕、屈服。

　因為我看得很清楚，那只是虛張聲勢。中國一再宣稱，他們有八十枚彈道飛彈可擊中台灣重要目標。但只要我們有充分的防範措施，這些飛彈根本不足畏懼。這就是「有備無患」的道理。

　而且，不只防守、保護台灣，一旦對方來襲，我們也有決心立刻予以痛擊。而我相信，我之具備臨戰不退卻的決心與正確判斷力，應是受「武士道」薰陶所致。因為這正是武士道最強調的「敢為堅忍之精神」，也就是：「不能忍耐，就沒有真正的勇氣。」

　新渡戶稻造先生的《武士道》有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做了許多「補注」。

　這一章提到緊急狀態時除了「勇氣」與「誠」之外，還需要「冷靜」，他強調：

　「必須平靜下來，才能思慮清楚，不會做錯決定。」

　繼我之後成為總統的陳水扁先生，或許因為比較年輕，修練上還無法達到這種境界，但我相信經過時間歷練，他的領導才能必定更加成熟，發揮得更好。

　換言之，即使眼前有許多困難，但一個一個處理，只要有足夠的冷靜，漸漸就可掌握要領。

　太田道灌〔譯按：1432∼86，戰國時期武將〕遇害時，刺客對他說：「平日不惜生　惟今了解命重要　閣下同感否。」即使鮮血直流、只剩下一絲氣息，道灌還是反駁對方：「確是今日才知曉　自己不在乎生死。」刺客聞言，當場羞愧不已。這就是最好的「武士道」示範，就是即使身負重傷、在垂死邊緣，道灌還是能以優雅、從容的心情和刺客應答，「接力」完成和歌（五、七、五、七、七）。由此可見，「武士道」確實能讓一個人在最危難的時刻保持最平靜的心靈。

　同樣的，源義家（1039∼1106，平安朝後期武將）在「衣川合戰」過程中的表現，堪稱「日本美學代表作」。

　源義家乃天下無雙的神射手，某日，他追殺敗軍之將安倍貞任，眼看就要追上對方，義家卻大呼：

　「閣下之戰袍　護盾已見大破洞　為何仍穿著？」

　安倍貞任回答：

　「年久失修線已亂　無力更新是所苦」

　這一來一往又是五、七、五、七、七的標準和歌格式。生死砍殺之間還能詩歌「贈答」，真是令人拍案叫絕。但最令人佩服的還是，原本已經拉滿弓、準備出手的義家聞言罷手，讓貞任逃走。原因是貞任的困境讓他產生惻隱之情。

　現代日本人或許會很困惑，在殺生震天的戰場，為何義家與貞任等人還能「出口成詩」？當然，平常訓練有素是重要因素，但更關鍵的還是，即便情勢混亂、生死交關，他們還是能保持「內心平靜」，行之於文字，只見優雅從容，毫無肅殺之氣。

　《上杉謙信連續十四年與武田信玄死戰，然聞信玄之死，當場痛哭，曰「此乃敵之最善者」。即使戰場上拚得你死我活，謙信卻一直對信玄敬仰有加，視為武將典範。信玄之國位於內陸。離海甚遠，食鹽供給完全仰賴東海道北○氏。北○未對信玄宣戰，卻故意禁止食鹽輸出，以打擊信玄。謙信知道甲州無鹽，居民困頓，立即致書信玄，曰：聽聞北○氏欲以無鹽困公，此乃卑劣至極行為。我與公爭，在於弓矢不在米鹽。今後請取我國之鹽食用，多寡不拘。如此氣魄，實足以與卡米拉斯（註：Camillus Marcus Furius，西元前三六五年。古羅馬戰將）名言「羅馬最好的武器不是錢財，而是戰將」媲美。

　同樣的，尼采說：

　「你應該誇讚自己的敵人。因為敵人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

　這句話完全呼應了武士的高貴情操與想法。「武士道」認為，勇氣與名譽一樣重要，所以，只有值得自己尊敬的人才願與之對敵。「勇」之到此境界，已近仁矣。》

　所以，新渡戶稻造先生認為，「義」與「勇」、「仁」、「忠」、「誠」，彼此有不即不離的關係。也就是這幾種德性渾然一體，構成「武士道」的精神根幹。

　以我個人為例，原本想成為學者或基督教傳道者，在此二領域奉獻終生，卻陰錯陽差涉入政治。但如今回顧起來，當初之所以投身政壇，恐怕也是內心希望「天下為公」、「滅私奉公」的「武士道精神」發揮作用所致吧。

　所以，後來我成為中共獨裁主義者最憎恨、最害怕的政敵。以我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發言為例，可說完全符合「武士道」對「仁」、「誠」乃至於「愛」的要求。因為我相信「貴人理應行為高尚」，我所作所為都不是為了「私利」或「私欲」，而是為了「公」。

　我內心其實非常希望「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中華民國）和平共存，這是兩個國家最佳生存之道。

　當然，台灣絕大多數國民和我有同樣想法，萬一中國軍隊來犯，我們也有瞬間殲滅敵人的決心。換言之，我們希望海峽對岸的領導人了解，中國任何片面的攻擊或侵略行動，都只是自討滅亡而已。

　有人說：

　「曾做到大日本帝國陸軍少尉的李總統在位，魯莽的中共（社會主義中國）才不敢對台灣下手。反之，年輕的陳總統，恐怕無法抵擋對岸的壓力。」

如此擔心，我倒是認為多餘，儘管國家領導人更替，台灣民眾堅忍不拔的愛鄉愛國之心不會改變。

　台灣人一定會全力保護自由與民主這兩種最尊貴的資產。

　2000年3月18日總統大選，執政的國民黨出乎意料之外落敗，由在野民進黨的年輕候選人陳水扁先生當選。但我並不驚訝，因為我很清楚，「新台灣」年輕世代早就在期待年輕有為的新領導人，而陳水扁先生正是最佳人選。大選結束後，我全力協助政權移轉，並全力給予新政權協助或建議。

　有人說，像這樣的「政權變天」，如果在其他亞洲國家，早就發生軍事政變了。但我對台灣的民主有信心。所以，後來國際上許多政治評論家對2000年台灣政權輪替過程給了如下的評語——

　「李登輝總統展現其政治家風範，進退有節，對台灣政治發展具有無可抹滅的貢獻。而這也證明其長年帶領台灣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努力，已經開花結果。」

　只可惜，儘管政權已經輪替，許多國民黨黨員與外省人仍對過去獨裁體制念念不忘，不甘心失去政權的事實，拚命扯新政府後腿，連我都被迫離開國民黨。

　事實上，總統卸任之際，我心情相當輕鬆。原本一直有到深山為原住民傳道的想法，如今卸下重擔，正可完成這項夢想。

　只是不料，陳水扁先生與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國會方面卻仍處於劣勢，施政過程中處處遭遇舊體制勢力掣肘，幾乎寸步難行。

　情勢實在令人憂心，若繼續這樣下去，好不容易建立的台灣自由民主體制可能一夕崩潰。有此危機感，台灣社會自然就產生了——

　「集結民主勢力、發展新國民運動，作為少數派執政黨民進黨之後盾」

　的呼音。眾人並公推我出任這項運動的領導人。很快的，2001年12月立法院國會改選，「見義而不為，非勇也」的我基於「武士道精神」跳出來，站到火線最前方。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不可讓「新台灣」的民主倒退，而這也是國民的普遍想法。為了讓陳水扁總統無後顧之憂地帶領這個國家繼續追求民主自由，我義無反顧。

　回想起來，1988年就任「總統」成為台灣最高領導人以來，我沒有一天執著於自己的權力，因為我內心想到的，無非是「為國」、「為民」，也正因此，我一直在期待台灣有更優秀的領導人接棒。剛好民進黨的陳水扁先生是最佳人選，在我即將八十歲之際，台灣出現如此優秀的四十幾歲的領導人，不禁有種「天佑台灣」的穩靠感。

　大選結束後，我從容地辦理政權移交工作。因為沒有任何政治野心，我覺得自己已經完成「天下為公」的任務，然後就像妻子要求的，我最好盡快擺脫雜務，快樂地到深山傳道。

　所以我相信，《武士道》的「勇．敢為堅忍之精神」，應該就是這樣實踐。至於「仁」、「義」、「忠義」、「誠」、「名譽」乃至於「禮」，也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