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首頁│馬非白專欄│

　王永慶繼18日提出所謂「台灣、中國是同一國」的謬論之後，21日再度批評政府的大陸政策腳步太慢，這次顯然有人事先幫他寫好講詞，所以，講出來的白痴程度比較沒那麼嚴重，不過，說著說著卻也露出了烏龜尾巴，讓大家看清楚：唯利是圖的生意人，是相當可能為了個人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的。

　為什麼說有人幫寫好講詞？這次他的說辭是：「兩岸的政府必須在兩個政府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議」，這種說辭雖然主調不變，卻在技巧上作過了修飾，增加了以後自圓其說的迴旋空間，比較不像政治大白痴可以想得出來的。

　但是，不管他怎麼修飾，骨子裡所想的、嘴巴上所爭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自己利益。原來他有一個前往中國投資的聚氯乙烯廠（PVC）案，卡在投審會，而恰巧就在他的「台、中一國」論發表後的第二天，投審會竟然決定予以放行。

　因此，他除了在21日修飾自己的說辭之外，也自曝了一個內幕，原來啊，「他計畫寫一篇萬言書闡述為何台塑要赴大陸投資，但既然投審會已經通過台塑的投資案，萬言書也就不必寫了。」

　他王永慶哪有能力寫什麼「萬言書」？過去多少篇東西還不都是花錢槍手幫他寫的，竟敢厚顏掛上自己的名字出書。原來啊，他不祇是說而已，他還準備好要發表「萬言書」呢！

　這根本就是吃定政府而相當有計畫地搞整套策略的，是一招接一招使出來的，像他過去的模式那樣，「萬言書」出招後，接著就會再來一招發飆。這些招式自從李登輝在任後期開始使用，每次都非常有效，在阿扁新政府上台後尤其有效，有一次，甚至只使用半招，從中國回來不久，只是稍稍頓了頓腳，當時的行政院長張俊雄就帶著副院長等等大官登門去看他。

　王永慶那句「既然投審會已經通過台塑的投資案，萬言書也就不必寫了」，不就是很坦白地宣布：「我根本就是為了自己，為了這個投資案在講話，我生意做那麼大，中國政府對我那麼好，我哪有閒功夫管你們台灣怎麼搞政策！」

　夠清楚了吧！

　他是吃定了新政府，說不定新政府內部的舊官僚還跟他互通訊息，告訴他出來說說話案子就可以過了，是說不定啦，不過，就是那麼巧，從六輕案一直到現在，幾乎每一個王永慶的案子不管國內國外，都是依著這樣的模式運作的。

　我們的政府還有沒有原則？還有沒有政策？假如像王永慶這樣大人物的案子都可以一卡就卡上一年，其中，如果不是我們的行政官僚確實出了大毛病，就是王永慶的案子確實有問題，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是我們的行政官僚確實出了大毛病，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從李登輝時代後期到現在，都沒有人警覺必須徹底改正？假如不是這樣，那麼就是王永慶的案子確實有問題，既然有問題，為什麼一直都不能過，恰巧都在他講話了就過了？是案子的問題都恰巧在一夕之間解決了呢，還是王永慶講話之後就有不能不過的苦衷？

　當我們認清王永慶的真面目之後，以上這些問題也必須徹底搞清楚。

　我們充分了解這樣的必然：政治民主化之後，官商的關係一定會更加密切。因此，兩蔣時代，王永慶會把政府給的政策當作恩典，權威統治鬆綁之後，這樣的恩典感會逐漸遞減，政治的投資空間慢慢加大，商人也會開始深化這方面的投資，於是，有辦法的大商人會凌駕到政治之上。

　我們台灣有沒有這樣的情形？有，絕對有，王永慶當然是顯例，張榮發等等有頭有臉的大商人也是。我們可以了解、可以體會這樣的必然，但是，我們也必須要問：這方面運作的深化，是不是已經達到了可以搖撼國家政策的程度？

　新政府為什麼可以如此縱容大商人們到此地步？是新政府的政策能力不足？是舊官僚在內部作祟？還是新政府已經有了不得不然的苦衷？

　當這類的現象一再發生，而且直接衝擊到台灣國家安全的防火牆的時候，我們也不得不嚴厲地質問新政府，並要求新政府一定要給台灣人民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