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統治下的老師動輒得咎

　蔣政權統治之下的教育是絕對的愚民教育、洗腦教育，各級學校老師在教學上毫無頒定課程之外的自由發揮空間，任何一位老師只要稍稍超出制式教本，隨時都有遭到亂扣帽子的危機，蔣政權統治的四十年間被亂扣帽子而關進牢裡的老師實在多得不勝枚舉。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高雄所發生的一個案子就是非常典型的這類冤案。受害人叫做楊文英，被捕的時候只有二十七歲，是一位認真盡職的高中老師。

　楊文英原來是在省立高雄中學教國文和歷史，他在上課之前會做充分準備，並且設法搜集相關資料作為補充教材，上課時則旁徵博引，讓他教過的學生都認為他把枯燥的文史教得很生動，可是，這種教學法卻犯了蔣政權制式教育的禁忌，蔣政權滲透在學校的特務密報校長將他列為問題老師。

　他在高雄中學只教了一個學期，不料卻發生了使他被迫離職的事情。一位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介紹他到高雄中學任教的老師陳龍章出了狀況，被特務機關指控參加中共在台灣的地下組織而遭到逮捕，他也受到連累，學校方面以「平日思想左傾，言論偏激，講授歷史頗多曲解」為由，將他解聘。

　不久，他就轉職到省立岡山中學，可是，這次任教的時間更短；原來蔣政權的特務知道轉職後，就把他的『安全資料』轉到岡山中學（在軍公教機關任職過的人都清楚，蔣政權特務為每一位軍公教人員都建有『安全資料』，人到哪裡這份資料也跟到哪裡），因此，他繼續被貼上『問題老師』的標籤而嚴加列管。

　他的教學方式並未改變，不但經常以時政問題作為補充教材，使學生所學能與現實社會契合在一起，是採取所謂活的教學方式，而且與學生打成一片。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他輔導學生舉辦『五四文藝晚會』，學校的思想特務認為這項活動意圖不明，經過通報後，特務機關曾經要求駐在岡山的空軍單位調動部隊到校外警戒。

　晚會事件後，整個學校被思想特務搞得風聲鶴唳，好心的同事告訴楊文英情況不妙，勸他早點離開學校以免遭陷害逮捕，他自己也檢討了在兩個學校的遭遇，評估處境確實相當危險，於是，不等學期結束就自動離職。

　於是，他屏擋了簡單行李，準備悄悄地離開。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他離開岡山前往台南後，即被據報的憲兵第四團派一隊憲兵追蹤逮捕，把他移送給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處理。

　保安司令部在他的行李中搜出幾本中國三○年代作家的書籍，做實了思想左傾的罪名，然後再加上他先後在兩個學校的不良記錄，為他扣上「連續以文字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的大帽子，於一九五○年一月判他有期徒刑七年。

　他這個案子還不是單一個案，原來，在他之前已經有一位高雄中學也是教文史的老師周坤如早就被捕了。因為楊文英曾經跟他同事，而且交往不錯，所以，他們兩人都各增加了一項「彼此交換國文教材，選用匪黨言論」的罪狀。

　周坤如被指控的事項跟楊文英差不多，也是「在教學期間利用授課機會，向學生演講歪曲事實，詆毀政府，作種種有利於共匪的宣傳，並且擅將部頒教材廢棄，由自己選印匪黨的荒謬言論，分發給學生作補充教材」。他被判刑的日期比楊文英早了十天，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六年之後，同樣在高雄，任教於高雄商業學校的黃進川，也為了在教學中多教了蔣政權認為不該教的東西，而落得「作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的罪名。

　黃進川教的是中國經濟地理，當時正值中共核子試爆成功，學生對這個問題有興趣，問他台灣為什麼不能；於是，他引用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的消息，向學生解釋：「大陸土地比台灣大，資源比台灣多，又都為中共政權所控制集中掌握，所以，共產黨才有財力試爆核子。」

　這下當然不得了了，特務學生向學校的思想特務密報，黃進川就被抓了，幸好他聘請的辯護律師能力不錯，才使他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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