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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革命青年團整肅事件


 台灣和中國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並非現在才有,在過去長久的歷史中總是非常嚴重地存在著,而且到頭來都是台灣人受害。

 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同時發生在中國和台灣兩地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成員被逮捕事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是一九二六年在中國廣州成立的台灣人反日組織,隸屬於『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性質上是祕密成立的地下組織。

 該團宗旨在當時明顯錯亂的祖國認同的大環境下,既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反對當時台灣島內正在如火如荼推動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想法,另一方面卻又主張「台灣民族就是中國民族,台灣的土地就是中國的土地」,就因為這種錯亂的認同而造成不少悲劇事件。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時的成員只有二十多位,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孫炳文、國民黨的省市黨部主委等要員都應邀在成立大會列席。

 國、共兩黨分裂之前,對該會都極盡籠絡之能事,共產黨方面不斷設法向該會吸收黨員,國民黨方面則經常派廣東要員頻頻與該會接觸,其中,戴季陶就曾數度到該會作思想性演講。

 有一次,戴季陶向該會演講《孫中山與台灣》時,曾經違背歷史事實的說:「台灣民族是我中國的民族,台灣領土就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日本用強權的武力,把我們的土地奪去。」該會的革命目標受此影響而混淆不清。

 無論如何,該會成立後顯得非常活躍,不但在次年就祕密成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而且出版《台灣先鋒》刊物發行回台灣,多次公開發表反日宣言及呼籲。

 在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從一九二六年起,就開始密切注意『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各項行動,當時,台灣青年和學生在中國的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及閩南一帶都有成立反日組織,因此,打擊該團就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整肅台灣青年在中國組織的一環。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展開清黨行動,於是,『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一下子竟然變成日本殖民政府和國民政府兩面夾殺的對象。

 國民政府廣東當局認定該團是左傾團體,同年六月開始,一方面先逮捕了二名主要的領導者,一方面發出解散令,開始嚴厲的取締行動。另外,更縱容日警在中國領土上逮捕該團的三名主要領袖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並並任其送回台灣拘禁。

 到了七月二十四日,該團的創立人張月澄也在上海被日本特務逮捕,拘禁在日本領事館內。當該領事館將張月澄移送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警務機關時,在島內經常跟張月澄保持聯絡的簡錦銘也被捕。

 日本殖民政府獲得國民政府在情報蒐集上的協助,不久之後,日本殖民政府就在台灣島內針對該團的關係者展開全面檢舉。

 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日本殖民政府展開大舉搜捕的行動,被認定與該團有關係的總共六十四人,由於其中有四十一人行蹤不明,初期的逮捕行動中只抓到二十三人;後來又再抓到九人,所以,實際被逮捕者共計三十二人。

 他們都被日本殖民政府移送法辦,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預審終結,有多人被無罪開釋,被判刑的有十一人,處刑的情形是:林文騰四年,郭德金三年(後減刑為二年,緩刑五年),張深切三年(後減刑為二年),張月澄二年(緩刑五年),林仲節、林萬振、簡錦銘等三人各一年六個月(緩刑四年),林如金、吳文身、溫幸義、盧炳欽等四人各一年(緩刑四年)。

 遭受中國國民政府和日本殖民政府聯手整肅的案例其實不少。在這個案子之前,在南京的『中臺同志會』於一九二六年的七月底、八月初,也被逮捕了六人,三人遭判刑。更早則有上海、閩南一帶的台灣青年組織成員的零星遭到整肅。

 三○年代以前,前往中國的台灣青年這種悲劇命運,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二年才出現一個階段性的段落。最後的一個案例是『上海台灣青年團』(後來改稱『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和廈門的『閩南學生聯合會』被整肅案。

 日本殖民政府先在一九三一年七月,逮捕『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成員,持續到一九三二年對『閩南學生聯合會』下手為止,前後達一年之久,逮捕人數多達七十人以上。這兩個組織主要由台灣共產黨所領導,他們的主要領導人在組織解散後,與共產黨的關係反而更為密切,繼續在島內進行革命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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