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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哪裡有人類，哪裡就免不了鬥爭。過去所謂愛滋病鬥爭的目標比較簡單和直接，那就是找到治療愛滋病的有效藥物。隨著愛滋病毒在全球蔓延，愛滋病這一問題帶來越來越複雜的政治和文化衝突。如何防禦，是使用避孕套還是提倡節制，還有目前的治療藥物的知識產權問題，藥物的價格問題....這些都因為愛滋病越來越多的是一個普通人的問題而成為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政治難題。
美國跟不上愛滋病的地緣變化
說到愛滋病，很多人的印象是這是「非洲的問題」。的確，當今世界已有的4千萬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中有三分之二是非洲人。然而亞洲人需要覺醒，愛滋病的第二次浪潮的中心將位於亞洲。目前四分之一的新感染愛滋病的人群來自亞太地區。雖然亞洲的愛滋病感染率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要低得多，但是考慮到亞太地區集中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國際社會預計亞洲的愛滋病毒攜帶者人數將於2015年首次超過非洲（目前2500萬愛滋病毒攜帶者），成為愛滋病病毒攜帶者最多的地區。
根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的數字，在今後6到10年的時間裏，印度將有1500萬愛滋病毒攜帶者，中國將有1000萬的愛滋病毒攜帶者，而只有6000萬人口的泰國已經有100萬愛滋病毒攜帶者。
同愛滋病的鬥爭中，美國似乎在掉隊
作為世界愛滋病防治項目最大的資金貢獻者，美國政府還沒有及時調整救助資金走向，以應對愛滋病發展趨勢的地緣轉變。布希政府推行的「總統抗愛滋緊急計畫」（PEPFAR）擁有150億美金之巨的資源，然而這一計畫目前針對的13個國家都是在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然後加上一個越南。PEPFAR著重的是通過雙邊關係給予救援，然而對於可以將觸角伸到128個國家，尤其在亞洲影響巨大的世界衛生組織和全球基金卻棄而不用。這兩大組織主要的資金目前還是流向非洲，但是已將資金走向更多地向亞洲調整。
用誰的藥治愛滋病挑起窮國和富國的政治之爭
在1996年的溫哥華愛滋病大會上，科學界當時傳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那就是抗逆轉錄脢病毒藥物（ARVs)可能控制愛滋病毒的發展。這之後的2002年南非德班愛滋病大會和2002年西班牙的巴賽隆納大會都看到這一藥物手段的進步，藥物價格也在不斷降低。
ARV和其他治療藥物的發展已經讓不少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拉開對峙的局面。發展中國家中有5百萬人每年感染愛滋病毒，對他們來講迅速得到便宜的ARV是當務之急。例如，印度的Sipla公司不僅製造出質量可以同西方國家生產的昂貴ARV藥物相媲美的廉價的學名藥，而且還將幾種ARV雞尾酒療法的藥物併成一個藥丸，這使得輸送和服用起來更加方便和容易。雖然這些學名藥物的專利問題還沒有清楚的定論，但聯合國全球基金和世界衛生組織已在支持發展中國家合法生產廉價的ARV學名藥。西方的大製藥公司雖然對此不快，但因為愛滋病世界性的蔓延所產生人道主義壓力，也只能緘口不言。
美國政府在這方面屢屢不合作的態度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攻擊。
PEPFAR的政策底線，是該計畫資金支持的任何項目不僅只能用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批准的ARV藥物，而且只能用於購買西方國家製藥公司生產的名牌商標藥品，而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價格低廉而易於服用（幾合一）的學名藥物則完全被拒之門外。
當然，布希總統身後的大財團支持者中有不少是大型製藥公司。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之所以執行現行政策的原因。FDA在五月份宣佈將加速處理治療愛滋病的低價學名藥物的申請，但是至今還沒有任何一種低價藥物獲得批准。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的特使斯蒂芬•路易士（Stephen Lewis）最近質疑道，是否PEPFAR資助的專案能夠供給最廉價的ARV藥物。
美國如此令國際社會惱火的買藥政策讓很多人想到其中的原因。一個直接的答案是：PEPFAR是由美國最大的製藥公司禮萊（Eli Lilly）公司前任首席行政官蘭德爾•托比亞斯(Randall Tobias)領導的。另外，布希總統身後的眾多美國大公司支持者也不乏大的製藥企業。
避孕套還是節制──愛滋病引發的文化之戰
隨著愛滋病問題逐漸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圍繞如何防治愛滋病的文化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越來越佔據論戰的中心位置。「如何防止愛滋病毒蔓延」的分歧中的一個原因是，沒有人認為藥物可以制止愛滋病的蔓延，藥物最多是減少患者的痛苦。唯一可以制止愛滋病流行的辦法是防止人體感染病毒。
雖然ARV的價格已經大幅下降，但是，目前發展中國家只有7％的感染愛滋病毒的人口在服用藥物。即使世界衛生組織雄心勃勃的3x5運動致力於將窮國的三百萬愛滋病毒攜帶者在2005年之前納入該治療專案，但各種努力比起患病現實來還是遠遠不夠。
對於預防手段的爭論在引發不同文化、意識形態和宗教態度深層次的衝突中變得越發激烈起來。
防止愛滋病流行的傳統武器是宣傳男用避孕套的使用。根據研究數字，持續使用避孕套可以降低感染愛滋病毒至少80％的可能性。泰國和南非是在強調避孕套使用遏制愛滋病蔓延方面兩個相對成功的案例。
烏干達是強調節制而非使用避孕套的一個少有的但是重要的成功案例。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公開說，避孕套非「解決途徑」， 穆塞韋尼總統的夫人簡尼特倡議執行所謂的ABC概念，即節制（Abstinence），忠誠（Being Faithful）和避孕套（Condoms）。她說，「給年輕人避孕套就相當於給他們亂交的執照。」簡尼特•穆塞韋尼的「真愛會等待」運動幫助烏干達在制止愛滋病蔓延的鬥爭中取得最為成功的戰役。烏干達的「節制為先」的預防手段不乏支持者。哈佛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愛德華•格林（Edward Green ）說，這一運動因為強調「個人可以做什麼來改變自身的行為，因此可以避免或減少感染（愛滋病）的危險」。
反對避孕套為主要預防方式的聲音不少來自女權主義者。她們認為，鼓勵男性避孕套的使用來防止愛滋病蔓延過於依賴男性的意願。另外，反對提倡避孕套的人士也爭辯說，亞洲很多愛滋病蔓延很快的農村地區中，人們很少有途徑能拿到避孕套。
當然這場越來越有火藥味的辯論集中在宣傳，應強調避孕套還是節制的問題上，也因很多人將性行為看作是嚴格意義上的個人事務，不應被政府政策影響。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的執行主任彼得•佩厄特（Peter Piot）說，「我們不管道德事務。」其他人則反對說，婦女經常沒有「節制」的選擇。美國一位來自加州的民主黨人芭芭拉•李（Barbara Lee）說，「節制直到結婚的項目不僅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人道的。」
美國在這場爭論中政策備受指責。PEPFAR要求三分之一的預防專案的資金必須進入「節制第一」以及提倡忠誠的項目。這些專案大多是由宗教性的組織（faith-based programs）推行的。很多人指責布希政府讓宗教捲入政治，利用意識形態而非科學來指導政策的執行。
科學讓位於公共政策
以最近曼谷大會為代表，愛滋病防治方面的一個變化引人注目，那就是在科學對愛滋病毒幾乎無可奈何的同時，包括社會、經濟、法律範疇內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活動分子，正在這場人類同愛滋病毒的鬥爭中愈發重要。
1985年在美國亞特蘭大召開的第一次愛滋病大會上，2100名科學家與會，尋找攻克這一頑疾的解藥。然而，在2004年的曼谷大會上，與會代表17,000名，來自社會、經濟、法律和公共行政各個領域，科學家們相比之下人數比例很小，而且聲音很小。這代表著在科學對克服愛滋病毒還在探索階段時，任何對付愛滋病毒擴散的戰略都應該包括預防、治療、活動家的壓力，政府的承諾，先進的科學研究和社會團體的積極行動。而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政府和社會保護和支持弱勢群體，以及國家之間的合作精神。（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29期，2004.08.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