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

　對於台灣媒體近年來毫不遮掩的政治傾向，我們除了直截了當譴責媒體偏頗之外，是否應該從其他角度切入探討——究竟什麼樣的社會體質得以容許媒體如此猖狂？我願意從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脆弱體質與媒體質變兩方面來論述。

　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媒體的角色無疑是掌權者的傳聲筒，任務無它，就是美化專制者以及醜化政敵，鞏固領導階層與邊緣化異議份子；這個時候的媒體角色，基本上是服膺政治的、是被動性的，與現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媒體沒有兩樣。作為一個外來政權，當年的媒體屬性除了強烈政治性外，也兼具文化侵略性——灌注中國文化，消滅台灣文化，這一點又與當年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神似。

　長達五十年的專制政權，足以從容建立影響兩代台灣人的文化價值觀，當然也足以將日本統治下已然奄奄一息的台灣在地文化斬草除根。換言之，台灣在地文化前後至少有一百年不斷受到外來文化的打壓與蹂躪，幾乎沒有休養生息的空間。

　台灣社會對於外來文化所展現的包容性與吸納性，從某一角度而言，實則暴露了文化主體性的脆弱本質；這一特性或許也間接說明為何台灣社會如此輕易受到外來政權的恣意操控而不自覺，時間長達一甲子。台灣文化命脈的薄弱使得即使當今台灣人當家，事實上卻改變不了太多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價值觀。

　每個旗幟鮮明的在地文化重建政策都被詮釋／扭曲為政治意圖，結果反倒燃起標榜中國文化的既得利益者排山倒海而來的恐慌，以及接踵而來的全力反撲，造成既有價值體系更加屹立不搖，更加神聖不可侵犯。

　我們看到媒體界、教育界、司法界、軍警界不斷出現寧願捨棄專業倫理，也堅持捍衛個人的政治信仰之荒謬現象，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隨著中國勢力的擴張，中國文化價值體系在台灣的影響力更加顯得如日中天，不可一世。

　台灣主體文化論述能力的貧乏，清晰地表現在當今綠營政治人物的政治操作上。基於歷史上的必然，陳水扁這一代的政治菁英屬性基本上是純政治性的，魅力（Charisma）是必要條件，而文化素養的缺乏卻是其致命傷。魅力是一時的，易於人為操作的，是會消退的；文化素養則是可長可久的，是具創造性的。

　於是，我們看到陳水扁善於衝鋒陷陣，卻拙於守成；精於短線政治操作，卻不願謹守終極原則。長期下來，優勢漸失，頹勢卻顯露無遺。我認為這與具有豐富人生歷練與深厚文化素養的李登輝顯然是強烈對比。

　台灣的媒體在進入民主時代後亦隨之解放，功能或許改變，但其龐大的影響力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進入電子媒體世代後，更加凸顯其即時性與攻擊性。簡言之，這時媒體從過去的配角躍升為鎂光燈聚焦的主角。在講求自由民主的時代中，這樣的轉變表面上代表言論自由某種程度的進化，但在台灣的淺碟子民主政治社會與整體文化論述奄奄一息的此時，實質上卻潛藏更多的危機，提供標榜中國文化價值觀的媒體恣意操弄輿論的空間。

　媒體長期以來對於台灣文化進行摧枯拉朽的破壞不遺餘力，而上台後民進黨對於媒體的懷柔策略提供其休養生息的空間，反倒促成其趁機坐大，使得現在民進黨政府進退失據、窮於應付。

　過去幾年來，媒體不時對於民進黨政府進行惡意攻擊，成功地佔據議題主導地位，相對邊緣化了民進黨政府的地位。一般民眾對於媒體的謾罵雖然了然於心且不勝其擾，但顯然也因基本政治理念與文化論述的缺乏而出現無力感，進而弱化參與政策論辯的意願與能力。而弔詭的是，民眾的政治參與度愈冷淡，依賴媒體的程度則相對提高，使得媒體可發揮的空間反而相對增大，其影響力當然更是不容忽視。

　正如鋪設下水道般，刻不容緩卻也難以立竿見影，不管哪一政黨執政，由下而上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必須有如是的胸懷，否則台灣永遠難逃被殖民文化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