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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各種民調來看，台灣人民公認當下的兩個政治性「亂源」，一是國會，一是媒體。這兩者都是中國黨統治台灣五十年積累下的餘緒，是「黨國體制」下的產物。而「黨國體制」的真正核心在「外省族群」，政論家金恆煒指出，其呈現的真義就是，本省人不能染指媒體，台灣人可以做生意不能經營媒體。

　目前是《當代》月刊總編輯的金恆煒說，「黨國體制」的內在結構，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族群屬性；一是黨籍。對於媒體，他則用「省籍十黨籍＝黨國媒體」非常簡明地作了解析。

　他是在最新一期《當代》月刊中，以「台灣媒體的結構性分析」為題，從黨國體制溯源探究媒體生態，作了這項深入透徹的分析指出，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推動「全國皆黨」運動，並以此建立少數外省族群的統治基礎。

　他說，在這種基礎上，媒體自不能逃出中國黨的掌握。他引述曾任《中國時報》記者的陳婉真記述說，陳婉真在1978年要參加第六屆省議員選舉，受到「黨內壓力」，當時的老闆余紀忠派她出國來解決問題。

　陳婉真記述：「那時，我心存僥倖，以為只要在競選前回國，照樣可參加競選。我告訴採訪主任周天瑞，打算把黨證退還給黨部，因為我對這個黨很失望；而且新聞記者基於公正報導的職責，他不宜有黨派觀念。周先生卻以不要讓黨難堪為由，勸阻了我。」

　金恆煒寫道，可見記者與黨關係如「利之於刀」，連採訪主任都形同黨的代表可知。不只記者如此，總編輯當然非「外省十黨員」不可。《中時》唯一任用過的「黨外」總編輯常勝君，籍屬社民黨，任內發生某政治事件，蔣經國找《中時》創辦人余紀忠去問話，闢頭就問：「他是不是黨員？」常勝君因此下台，鬱鬱而終。

　台灣戒嚴時期只造就「兩大報」，一是《中國時報》，一是《聯合報》，兩報可以說獨步當年媒體界，其關鍵就在「戒嚴法」上。金恆煒說，國民黨政府當時並未正式用「報禁」之名，援引的是《出版法》施行細則與《戰時新聞紙節約辦法》，以此限制登記，也限制紙張的使用。

　金恆煒表示，所謂民營報紙的「兩大報」遂而與「黨」成為──說得好聽──「利益共同體」，說得難聽是「共犯結構」。在此形勢下，兩大報的老闆成為國民黨中常委也就不足為奇了。黨掌握了中常委也就掌握了「兩大報」，而「兩大報」因為戒嚴法而成為寡頭壟斷。故而從媒體生態也可看國民黨的媒體政策，推而廣之，就是呈現「黨國體制」的本質。

　他說，「黨國體制」的真正核心在「外省族群」，黨、政、軍、特、司法、與媒體，基本上掌控在1949年到台灣的外省人手中。做為「意識形態黨國機器」，台灣媒體採用外省人，也不足奇。以「兩大報」而言的媒體成員率由外省人構成，台灣人──不論閩客──都是少數，即使才華出眾如司馬文武（江眷男）都不可能受到重用，最後只能被迫離開之一途。

　他說，即使解嚴後到二○○一年，《聯合報》外省人與本省人之比是80比20，《中國時報》則是65.6比34.4。更重要的是，本省人不能染指媒體，台灣人可以做生意不能經營媒體。

　他強調，媒體暴露「黨國」本色，並非在陳水扁當政之後，只是於今為烈。李登輝繼承蔣經國為總統，同時取得黨主席的位置，最嚴酷的鬥爭，不只在中常會中的黨主席提名上，而是一九九○年「主流」、「非主流」的鬥爭上，這是「黨國」排除台灣人主席李登輝的慘烈鬥爭，而媒體成為非主流的作戰中心。

　他寫道，《聯合報》出身，彼時擔任採訪主任的周玉蔻，事後在《李登輝的一千天》中明確揭露此一內幕。該報政治記者中有人透露，二月政爭，很多報導不是出自他們之手，另有人主寫；當時不少內幕新聞，記者們也都是看了報紙才知道。

　金恆煒指控王惕吾是把《聯合報》當成非主流的「戰報」，難怪新聞界轟傳王惕吾親口說，把《聯合報》辦成只給外省人看的報紙又如何的話，看來不假。

　他說，《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戒嚴時期是競爭報，互相搶百萬大報的地位，而王惕吾與余紀忠又都是中常委，余紀忠以「自由派」當號召，而王惕吾則屬「保守派」，究其實，代表了國民黨內王昇系與李煥系的兩條路線之爭。

　解嚴後，《聯合》與《中時》優勢不再，面對激烈的競爭，到二○○六年「兩大報」已讓位給《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衰退為「兩小報」，兩報的報份已不堪聞問了。

　金恆煒指出，有趣的是，過去儼成「敵國」的「兩大報」，現在卻有「聯手」之勢，也就是進行「沒有策略的策略連盟」，互為奧援，共同對抗本土政權。

　他在文章中指出，李登輝執政的十三年中，《聯合》與《中時》結成的「非主流」陣線共同「反李」，已到沒有理性的地步。等到政黨輪替，共同推動「罷免案」，不只是放棄媒體「平衡報導」的天職，甚而搖身一變，站在藍營立場，成為「黨的喉舌」，寖寖然回復到戒嚴時期的角色。

　他說，陳總統甫上任不到半年，藍營選輸不甘，非要用罷免將之拉下台，宋楚瑜陣營甚至喊出「二輪投票」；兩報不惜為藍軍助陣，連自家做的民調都置之不顧，陷入瘋狂的「罷扁」之中。

　金恆煒嘲諷說，兩報與藍營之亦步亦趨，若合符節。國民黨「黨國體制」下建構的兩報，果然不負兩蔣的提拔。

　但是，兩報寧願成為藍營的「中央日報」，銷售量直直落，卻不見得能打醒兩報的主事者。金恆煒說，看看兩報大炒特炒有關陳總統女婿趙建銘的「台開案」，原來背後的作手是媒體。兩報之一的總編輯親自打電話要求記者寫特稿，不管記者如何拒絕和解釋，就要強調檢調單位偵辦此案畫有底限，不得已記者勉強交稿，總編輯辦案，再創佳話。

　金恆煒在結論中強調，台灣媒體在國民黨操控之下，已成為「結構性的腐敗」，只有發掘台灣媒體的結構性問題才能夠真正把握今天媒體──尤其「兩大報」──為什麼「逢李必反」、「逢扁必反」，為什麼痛恨「本土政黨」，痛恨「本土思惟」，為什麼赤裸裸與國民黨同一陣線的內在因素才知道成為「亂源」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