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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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戰後報業發展，認真說來，盡是辛酸史，從228事件以降，本土報業發展路途就崎嶇至極，而本土報人之遭遇，也特別坎坷。

　早年的報人不是失蹤、被捕，就是遭統治者殺害，後期的報人則是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遭受政治與市場的擠壓，難以施展其抱負。

　這五十多年來的台灣報業發展，名為「台灣」，實則不見台灣，即使台灣總統民選之後，仍未見改善。

　由於資本主義的傾軋，媒體生態改變，資本與市場決定了媒體的存活，台灣報業經營又面對了另一種生存危機，面對新興電子媒體和港資報業的衝擊，當前台灣報業景氣猶如寒冬。

　在這樣的報業發展危機之下，呂東熹君以《自立晚報》報史作為縱經，以台灣戰後政治經濟變遷作為橫緯，全面爬梳戰後台灣報業發展的這本著作，就具有重大的意義。

　意義之一，是透過在威權統治中獨立經營的《自立晚報》報史的觀察，提供給讀者縝密而深入的景深，得以了解《自立晚報》如何在政治機器全面掌控媒體的年代，以其經營者和媒體工作者的堅持，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後人懷念的樂章。

　意義之二，是在《自立晚報》的經營歷史探照下，檢視了半世紀以來台灣報業經營所面對的政治力、經濟力的沉重壓力，以及報業如何在這兩大壓力之中突圍持續的動力所在。

　意義之三，是本書寫出了延續自日治時期《台灣新民報》系以降台灣報人為台灣說話、發聲，最後卻仆倒在台灣冷漠社會之前的悲哀。

　呂東熹君是資深媒體工作者，我與他在《自立晚報》共事多年，並且因為《自立晚報》後期經營困頓，不斷易手經營，而有前後兩次共事經驗，因此對他了解甚深。

　作為一位來自台灣土地的媒體人，呂君具有濃厚的台灣草根特質，樸素、剛直、正義感強烈，並且認真、堅持，他在《自立晚報》工作期間，表現傑出，採訪新聞不為勢劫、不為利誘，深獲同仁與長官肯定。

　而他對於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認知，對於記者作為公共領域守護者的堅持，以及他對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愛心，都具體表現在他過去的採訪經歷之中，也表現在本書的各個章節之中。

　我至今仍然相當珍惜《自立晚報》的工作經驗，從先父三連先生手中接任發行人之職之後，《自立晚報》的不黨不私，獨立經營精神，就是報系全體上下的共識，《自立晚報》的全體同仁雖然因為這樣的堅持，在台灣社會解嚴之後，不敵資本主義市場的冷峻，但畢竟無愧於作為台灣報業砥柱的自我期許。

　我相信在正常民主自由國家，《自立晚報》的貢獻與歷史定位必定更大。讀呂東熹君為《自立晚報》寫下的歷史，雖然不無感慨，但在為台灣發聲的媒體工作過程中，我相信呂君也應該與我一樣，因為我們曾經如此堅持、如此相信、如此熱情地看待我們的工作，即使最後失敗，也已經無所遺憾。（吳樹民／前《自立晚報》發行人，現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副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