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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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記者朋友來台，三天後的感想是：「台灣電視新聞真難看」。我問她為什麼？她説：沒有思想，沒有內容，也沒有美學。

　我無法辯駁。

　●沒有思想：膚淺報導，白痴對話

　標準的畫面是：記者問嫌犯：「你後悔嗎？」；問受害者的妻子：「妳很傷心嗎？」。報導女性政治家的衣著，而非她的思想。採訪馬英九與舊金山市長紐森會面時，記者竟然問馬英九：「請問您覺得誰比較帥？」

　●沒有內容：抄襲平面，不須採訪

　晨間新聞介紹「今日各報頭條」，根本不算新聞。有些新聞抄自網路，是假新聞。有些新聞只是跟在平面媒體後面報導，連現場也沒去，只用資料畫面。至於真正去採訪的，許多是八卦，或者沒有新聞價值，可有可無的垃圾新聞。

　●沒有美學：畫面雜亂，很難看

　隨便看一「組」晚間新聞的畫面。中間一行字：「正妹大腿遭燙傷，米糕名店判賠」，配合主播的聲音報導。右上角有個文字方塊：「劉政池陽違法興建行館」。最下面是跑馬燈：「動物園長頸鹿，農曆年亮相」。右下角還有「威力彩號碼」和「時間」。五個訊息同時出現，這樣美嗎？會不會傷害腦神經啊？

　也許因為我們天天看，如處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外人卻一眼就能看破。但這些只是病情，病因則是：

　（1）根深蒂固的「戒嚴遺毒」；
　（2）九十年代以後的「利潤掛帥」；
　（3）最近的「中國因素」。

　●戒嚴遺毒

　國外有許多偉大記者，上戰場採訪不怕槍林彈雨，揭發弊案不管威脅利誘。為什麼台灣比較少這樣的記者？也許是戒嚴時代被嚇壞了，影響至今。

　我小學時還沒有電視，主要資訊來源是報紙和廣播。那時家裡訂新生報，副刊有劉興欽的漫畫《大嬸婆》，以及我的啟蒙武俠小說《縱鶴擒龍》。另外還有《古春風樓瑣記》專欄，專寫清末明初的政壇軼事；它的文體半文半白，剛開始時似懂非懂，但隨着年級增加，欣賞能力也就逐漸提升。

　報社在中山堂附近，離我家不遠。後來讀《景美看守所》才知道，六〇年代時，有許多新生報記者、編輯被當作匪諜抓起來，那棟白色大樓經常有人墜落死亡，都是被「陳文成」掉的。新生副刊的主編童尚經也被捕，罪名之一是他在蔣介石生日那天刊登一篇名為《鬼節》的文章。那天也是西方的萬聖節，亦即鬼節。但他百口莫辯，還是被槍決了。

　戒嚴時代寫文章稍不小心，就會惹禍。作家王鼎鈞有段回憶：

　『10月10日是國慶，25日光復節，31日蔣介石生日。「光輝的十月」不准刊出或播出任何「死亡，病危，破產，高樓倒坍，孤島漂流，王朝覆滅」的題材。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之故，歡樂氣氛不能太早開始，10月1日那天不能有「祝壽慶生、開張剪綵」的新聞，電台不准播快樂幸福的歌曲，連氣象報告播出「長江下游天氣晴朗，台灣海峽烏雲密布」，治安機關也要查究。』

　我們現在笑北韓，其實台灣也曾經一樣糟糕啊。那時每晚有聯播節目，所有電台都必須播放，以達到洗腦的目的。在熟悉的「嘟」一聲後，就會聽到「剛剛最後一聲是中原標準時間八點整」，接着開始「國語新聞」、「閩南語新聞」、「反共歌曲」、「鐵幕透視」、有時還有廣播劇。

　電台被嚴密監視。五十年代的廣播巨星崔小萍後來被誣告是匪諜，關了十年。王鼎鈞也在中廣工作，因不肯加入國民黨，而被長期監視，後來設法移民逃去美國。

　進入初中之後，知識漸長，我對時事更好奇。那時柏楊在《自立晚報》寫《倚夢閒話》專欄，用幽默誇張的口吻，嘻笑怒駡社會現況。我也模仿他的筆調作文，卻被國文老師痛駡了一頓。柏楊後來因為翻譯一篇《大力水手》漫畫，被控嘲笑蔣氏父子，以匪諜論罪，下獄十年。

　《文星》雜誌也在那時創刊。李敖寫了一篇《老年人與棒子》，挑戰上一代，成為年輕人的偶像。他後來以內亂罪被抓。

　李敖跟徐復觀的中西文化論戰，初中生的我讀得津津有味。十四、五歲的小孩其實已有足夠的語言和邏輯能力，可以思考國家與世界大事。但經歷過戒嚴時代的父母卻要子女謹言慎行，以免惹禍。影響至今，許多高中甚至大學，竟還禁止學生接觸政治，怪不得外國的高中生能夠侃侃而談，我們的大學生卻宛如小孩常裝可愛。

　高二時，報上有則消息，説「彭明敏等人撰印『宣言』，意圖顛覆政府....」過幾天又說他表示悔悟，政府決定寬大處理。

　當時我並不知道，彭明敏是台大教授、國際法專家。更不知道再過幾年，台灣會被趕出聯合國。而彭教授是台灣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顧問，因為看到危機而撰寫《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主張「制定新憲法，實現真正民主，以新國家身份加入聯合國」。

　戒嚴時代的報紙，宣傳多於真相。有些新聞該報導而沒報導，譬如「彭明敏主張什麼」；有些新聞是謊話，譬如「我聯合國代表權堅若磐石」或「彭明敏悔悟」。彭明敏並未「悔悟」，他被軟禁在家，卻神奇地逃出台灣。這些真相，我出國後才知道。

　戒嚴的遺毒，並不因解除戒嚴而馬上消失。就像我們以為應該不會再有違法監聽了，黃世銘案卻提醒我們老大哥還在竊聽呢。上一代的父母、師長都不敢造反，年輕記者並無典範可以依循，以致捍衛新聞自由的勇士，只是鳳毛麟角。

　●利潤掛帥

　解嚴之後，戒嚴遺毒還未完全消除，另一種新的病毒就已經開始蔓延。

　1997年左右，有位記者說要來訪問我關於勞基法擴大適用白領的問題，我跟她約了時間，並且作了些準備。但她一開口，我就發現她連勞基法ABC都不懂，而且也沒有耐心聽，一直說她只要5秒鐘的畫面，「給我一句話就好，一句話！」。

　愈來愈多的電視記者像她這樣。電視台老板為了省錢，無意培養有知識，有經驗的資深記者。每次來採訪，都是年輕、不專業、薪水低的新手。這樣，怎麼可能有好的新聞品質呢？

　在「利潤掛帥」政策下，新聞專業不見了。新聞記者不須追新聞，只要抄襲平面媒體或網路八卦即可。一句話式的膚淺報導不是破題，而是內容的全部。晚間新聞中有置入性行銷的影子，觀眾看到的可能是「假新聞」，就好像在食用油中摻了假油一樣。更糟糕的是，政府自己也作置入性行銷，為了政令宣導，犧牲新聞自由。

　電視台不再被當作媒體來經營，而只是集團企業的一環，目的在替集團的利益護航，或為大老闆經營政商關係。問題是：如果集團內的食品公司違反了食品安全法，石油公司發生了工安事件，或者電子公司的廢水汙染了河川，同一集團的電視台或報社要不要報導？要不要揭弊？

　有人說，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無可奈何啊。媒體經營需要大資本，一定是由大財團買去，怎麼能夠限制什麼樣的財團可以買，什麼樣的財團不能買呢？有人以為，我們管不了民營媒體，只能努力經營公共媒體。

　這些看法都似是而非。姑且不論台灣的公共媒體發展至今，仍然無法走上正軌。即使作得再好，公共媒體也只佔微小的比例，對整體的媒體改革真的有幫助嗎？

　政府必須以身作則，嚴格禁止任何新聞置入性行銷。更重要的是，重新確定媒體產業的公共性質，規範其社會責任。因此，不管媒體的產權是公有的，還是私有的，經營目標與方法都必須符合公共利益。世界各國不乏將私有媒體交付公益信托的例子，台灣的媒體改革應該朝此目標走才對。

　●中國因素

　最近，又出現一種威脅新聞自由的新病毒：中國因素。

　台灣媒體有置入性行銷的新聞，已經很慘了。買主是政府，更不應該。最駭人聽聞的是，那個買主不是台灣政府，而是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在台灣購買節目，置入假新聞一事，早有所聞。新頭殼記者林朝億取得一份《2012福建省長訪台宣傳計畫》，提供了具體的證據。他比對後來中國時報對福建省長蘇樹林來台活動的報導，果然都是依照計劃，把中國的宣傳稿當作新聞發表。對「新聞中的中國因素」有深入研究的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志德也說，中國政府的「大外宣」計畫，砸下450億人民幣在全球各地進行宣傳，以重塑中國國際形象。台灣當然也是宣傳的目標。

　中國在台灣的宣傳內容，當然不會只是觀光旅遊或經濟投資，也會包括中國認同、一國兩制，透過假新聞或名嘴的舌粲蓮花，巧妙地置入觀眾的腦袋裡。

　看來，捍衛新聞自由已經成為國家安全問題了！

　●網路時代

　在戒嚴時代，新聞就是宣傳，台灣沒有什麼「新聞自由」的傳統。雖然解除戒嚴，民主化也已二十年了，媒體卻沒有重新建立專業標準與傳統，以致「利潤掛帥」和「中國因素」長驅直入，再度威脅新聞自由。

　好在還有網路。網路創造出更自由、去中心化的資訊流通方式。言論廣場不再被幾個大報所控制，個人比以往更有發言權。資本力量與中國政府，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完全控制網路，也許這就是新聞自由的復興基地。

　可是，網路還無法取代主流媒體的影響力。改革媒體，捍衛新聞自由是當務之急。政府當然責無旁貸，但正如李志德說的，「中國因素是結果，專業墮落才是原因」。在草菅人命的戒嚴時代，因為有許多高貴的靈魂勇於捍衛自由，最後才能突破黑暗看見光明。對抗利潤掛帥和中國因素，需要更多公民挺身而出，捍衛新聞自由，以及我們的民主價值。（本文刊於人本教育札記 2014年2月號以及躲藏世界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