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關於媒體批判，台灣的媒體批判是不是比媒體本身更值得批判？

　這種問法，當然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焦慮：媒體本身已經夠不專業了，媒體批判如果水準更差，怎麼可能達到批判媒體的效果？

　我想探討的「媒體批判」社會與文化現象，並不是傳播院校內那種符合嚴謹方法論的媒體批判，而是泛指台灣社會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媒體觀察與批判風潮。

　這股風潮明顯表現在報章雜誌、網路討論與街頭巷尾，在我們生活周遭，幾乎每個人都是某種程度上的「街頭媒體觀察家」──如同每個人幾乎都是政治狂熱中的「街頭政治評論家」一般。

　在媒體時代迅速來臨、ＳＮＧ鏡頭無所不在、媒體產業深入生活、狗仔隊備受爭議等社會趨勢帶動下，媒體批判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

　解嚴前，台灣社會的關注焦點，還只是放在媒體長期偏坦國民黨的公平報導量化層次；解嚴後，社會各界更是睜大眼睛注視著媒體的一舉一動，並且從量化比較提升至質化分析層次。就民主社會的成熟發展而言，這毋寧是值得鼓勵與肯定的大方向。

　但是，就像政治原本是一門專業，但當每個人都以不必負責任的街頭政治評論家自居之後，政治專業就變得一文不值、棄若敝屣一樣；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也把媒體批判看得太過簡單、太過理直氣壯、太過理所當然，以致於渾然忘卻媒體批判的價值與意義。

　簡單說，媒體批判不應該淪為謾罵與貼標籤、載帽子，而應該是一種與媒體專業相對應的負責任檢討與監督；媒體批判不應該只是自己發洩喊爽而已，而應該對媒體有一定的刺激與影響力。

　舉例而言，台灣社會近年來最流行的媒體批判用詞是「統派媒體」。彷彿不需要理由，任何媒體批判只要祭出這頂大帽子，被冠上「統派媒體」者就是新聞不專業與向下沈淪的代名詞，「本土媒體」就是新聞專業與向上提升的最佳保証。

　儘管統獨標籤在台灣特殊政治生態下其來有自，但是，放在台灣傳播環境中，統獨標籤與新聞專業不但沒有必然關係，反而可能剛好相反：政治立場被認為較符合主流民意與「政治正確」的媒體，卻常常被認為新聞較不專業；政治立場被認為脫離主流民意與「政治不正確」的媒體，新聞處理卻往往被認為相對專業。

　這就是台灣媒體批判的最大弔詭，但許多媒體批判者卻常常將其混為一談，無法釐清政治立場與新聞專業的不同層次，致使台灣媒體批判呈現出一種「比泛政治化還要泛政治化」的不良品質。

　除非在真空下生存，否則任何媒體都必然存在某種政治立場。但是，對於媒體政治立場的批判抨擊是一回事，對於媒體新聞專業表現的嚴格檢驗則可能是另一回事。要求媒體認同本土、貼近主流民意固然重要，但要求媒體客觀呈現新聞事實、多元觀點也同樣關鍵。許多媒體批判者只是用自己的意識型態為尺度，對政治不正確但新聞相對專業的媒體大加撻伐，卻對政治正確但新聞相對不專業的媒體輕輕放過。

　在國家認同、族群與省籍情結仍是重要社會矛盾的現況下，統獨立場與族群態度當然是媒體批判的重要指標。然而，媒體批判的目的絕對不是在大量「複製」批判者個人的意識型態，或是在媒體偏見之外「生產」更多的偏見，這是我在當前媒體批判風潮中看見的一大隱憂。

　其實，媒體批判的對象，不外乎媒體產業、媒體內容、新聞工作者、閱聽大眾這四個領域。但台灣媒體批判在這四個領域卻普遍缺乏結構視野、專業認知、同理心與歷史感，使得媒體批判往往見樹不見林、張冠李戴、過於苛責與缺乏自省。
　 
　先來談媒體批判的缺乏結構視野。

　過去，台灣媒體批判尚能聚焦於「黨政軍退出三台」（儘管這是相當粗糙的表述）之上，在結構視野上揭露政治力的不當操控；現在，政治力操控媒體力量雖已消退，經濟力主宰媒體思維的力量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媒體批判在揭露經濟力操控方面卻明顯不足，以致往往見樹不見林。

　以美國為例，著名的ＮＢＣ電視台在波斯灣戰爭期間大力鼓吹戰事，其重要動機來自於ＮＢＣ後台老闆奇異電氣公司的巨大商業利益──奇異公司是美國首要軍事工程承包商，從生產核子彈與進行星際戰爭研究計劃皆獲致巨大利潤──但ＮＢＣ卻從不在新聞報導中說明這種關連。

　美國「新聞報導公平與正確」組織（ＦＡＩＲ）發起人馬丁．李與諾曼．蘇羅蒙合著的「不可靠的新聞來源」（正中書局），對上述媒體結構與內容的高度關連，進行了相當精彩與具有說服力的批判，值得台灣有志於媒體批判者參考借鏡。

　其次來談媒體批判的缺乏專業認知。

　過去，台灣媒體批判往往連「新聞是記者所寫、標題是編輯所下、是否見報則由主管決定」的最起碼專業認知都搞不清楚，常常該罵編輯的罵到記者頭上，該罵主管的也都由記者概括承受，到最後真正有權主導新聞的人樂得逍遙，無權決定見報內容的記者卻遍體麟傷。

　現在這種張冠李戴的情況雖已有所改善，但是，許多媒體批判的專業認知仍然明顯不足，對於媒體內部運作邏輯仍然一知半解。

　許多媒體批判的結論，仍然是將某篇新聞直接推定為媒體立場、將某個標題直接等同於媒體意識型態、將某個新聞事件或照片處理直接斷言為媒體原則，但現實情況卻很可能遠比媒體所呈現出的更為複雜或更為簡單。這種媒體批判固然有時候會歪打正著，但更多時候卻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需要更多專業認知、判斷才能進行更細緻準確的分析。

　再來談媒體批判的缺乏同理心。

　我對這部份的感受其實最為複雜，許多媒體批判往往祭出公平正義與道德良心大旗，要求新聞工作者不能做出任何扭曲與妥協、要求新聞工作者勇於與長官老闆抗爭、要求新聞工作者面對自己的良心與承擔社會責任，但新聞工作者又不是聖人，那能擔負起這些沈重的道德使命？

　我無意為新聞工作者卸責，我也完全同意新聞工作者必須承擔社會公器的某種道德責任。我只是要強調，新聞工作者與任何媒體批判者並無二致，絕對不會因為身上多了個記者職稱，就會比一般人具有更大的勇氣，就能夠比一般人承受更多現實生活的壓力與追求理想的代價。

　如果大多數媒體批判者在自己工作中也只能順應上意、被迫妥協，如果大多數媒體批判者完全無法做為新聞工作者發揮道德良心後的實質奧援；那麼，一昧要求新聞工作者冒著工作不保、家庭生計不顧的巨大風險而抗爭到底，又算是那門子的公平正義與道德良心？

　最後來談媒體批判的缺乏歷史感。

　我看到的大多數媒體批判，幾乎都把台灣媒體的問題當做一種可以速成解決的病症，成熟一點的媒體批判努力開出種種藥方，不成熟的媒體批判則像是打針一樣要求病人立刻康復；然而，台灣媒體問題如果這麼容易在最短時間內解決，那還需要這麼多媒體批判？

　天下沒有速成解決的社會問題，國家認同是如此、族群與省籍情結是如此，媒體問題也是如此。就某種程度而言，有什麼樣的社會，的確就有什麼樣的媒體；台灣解嚴至今不過十幾年，政治民主化與社會成熟度跟不上歐美累積數百年的成就，自是理所當然，媒體的專業表現又何嘗不是如此？

　當然，這並不代表台灣媒體與新聞工作者就不需要努力迎頭趕上，只是媒體批判者也應該同時反省自己的「現代公民」與「媒體公民」角色，給予新聞工作者更大的支持與奧援，才能以更成熟的民間社會力量促成新聞專業提升、監督制衡媒體表現、長期解決媒體問題。

　據我了解，國外運作成熟、成果斐然的媒體觀察或媒體批判組織，往往是由具有豐富新聞實務經驗者離開媒體後專職為之，才能有效結合傳播學院理論觀點與新聞工作實務經驗，對主流媒體做出更有說服力與影響力的批判。

　台灣的媒體觀察與批判則還在起步階段，由於缺乏足夠的誘因與奧援，資深新聞工作者很難專職投入媒體批判志業。因此，不具媒體經驗的媒體批判者固然仍在努力摸索學習，試圖建立台灣媒體批判的文化與傳統；留在媒體內的媒體批判者卻也時而身處「球員兼裁判」的尷尬，充其量只能算是半吊子式的媒體批判者。

　當然，我也逐漸看到不少非常用心、很有品質、具有說服力的媒體批判，這些媒體批判的出現，讓我們對於媒體批判的可能性充滿期待與希望。

　相對於這些言之有物、鏗鏘有力的媒體批判，台灣媒體依然故我、不動如山的老大心態，新聞工作者充耳不聞、保守防衛的鴕鳥心態，不但嚴重阻礙媒體的反省成長空間，更將反向成為台灣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一言以蔽之，台灣的媒體觀察與媒體批判志業，需要注入更多結構視野、專業認知、同理心與歷史感。不具媒體經驗者需要培養「媒體公民」的基本素養，具有媒體經驗者則不妨協助甚至投入媒體觀察與批判行列，共同為健全台灣傳播環境、媒體品質而努力。

　有人問我關於媒體批判，期待台灣的媒體批判能夠令人耳目一新，發揮讓媒體不得不正視的重要監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