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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持人：林元輝
／協同主持人：鄭自隆

　今年三月初，勤姓台商夫婦先後因為呼吸衰竭住進台大醫院，成為國內首宗「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的知名病例，從此，SARS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當時，由於SARS的病原特性、傳染途徑與治療方式尚未有確切輪廓，各界說法也莫衷一是，單單就傳染途徑而言，有一說SARS乃空氣傳染，一說為性行為傳染，最後則以飛沫傳染為各界所公認。易言之，SARS乃是流行病學的新生事物，也是「健康傳播」面臨的新挑戰，媒體該如何報導？該報導什麼？成為值得省思的重要課題。

　這陣集中於三、四、五月的SARS新聞熱潮，其規模幅度與影響範圍實屬罕見，各家報社投入的心力與人力，亦極可觀，新聞從業人員的努力值得各界嘉勉與鼓勵。根據廣電基金會委託山水民意研究公司於5月2日針對年齡20歲以上的1093人進行電話抽樣訪問，結果顯示，有44%的民眾滿意媒體報導SARS疫情新聞，可見媒體的努力已獲得民眾相當的認同。

　但這些滿意，部分得歸功於公視在此之前推出SARS病毒介紹與正確防疫資訊的系列節目服務；其實，不滿意媒體在SARS事件中表現的，也近四成，其中的65%覺得報導太過煽情，29%覺得有太多負面消息，17%認為媒體未提供必要資訊，另外有16%不滿意媒體報導錯誤消息，可見新聞媒體需要改進的地方仍相當多。

　有鑑於此，本研究觀察了七家報社（聯合報、聯合晚報、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自由時報、台灣日報、蘋果日報）三、四、五月份在SARS疫情上的新聞處理，並且選擇兩件錯誤報導疫情的典型新聞個案為例，即「華昌國宅水污染事件」以及「馬偕醫院瓶中信事件」，進行較細緻的質化研究與分析，歸納出幾點新聞媒體的缺失，以供各界參考，並與新聞從業人員共勉。

 SARS新聞發展歷程 

　由於國內三月份的SARS疫情並不嚴重，尚能維持所謂「三零紀錄」（無院內感染、無社區感染以及無死亡病例），加上美伊戰爭開打，因此SARS報導並未佔據重要版面，前四版要聞版幾乎全部是戰爭新聞。此時的新聞焦點，除了勤姓台商夫婦的病情發展之外，最重要的新聞焦點則是「SARS是否該列入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防疫政策本身固然是重要議題，但是，各報圍繞的多是當時的衛生署長涂醒哲與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之間的相左見解，甚至將問題拉高至「地方對抗中央」、「中央打壓地方」的傳統聳動框架。如此的新聞選擇與詮釋，明顯有炒作話題、製造衝突的嫌疑。自從衛生署宣布將SARS列入第四類法定傳染病之後，SARS報導的熱度又沉寂了一段時日，直至和平醫院於四月中旬陸續傳出疫情為止，中間僅有若干零星新聞，例如衛生署推出引發爭議的SARS廣告。

　四月中旬，位處台北市中正區的和平醫院陸續傳出疫情，因院內感染情形失控，24日進而展開首波封院隔離政策。由於封院隔離決策倉促，相關配套措施未臻齊全，加上隔離人數龐大，因此成為媒體的重要焦點。隔離之初，院內醫護人員衝破隔離線、台北市衛生局追蹤未依規定回院人員、隔離人員向外呼救喊話等現象接連出現，觸動了媒體敏感的神經，除了壹週刊乾脆安排記者於院內「隔離採訪」外，各大報動輒出現院內連線報導、隔離人員日記等報導內容，其中不乏聳動與腥煽題材。至此，各報的SARS報導開始達於高峰，幾乎每家報社均以全八版的高規格處理SARS特別報導，直到六月初疫情趨緩為止。

　和平醫院4月24日封院之後，國內保持已久的「三零紀錄」已然打破，死亡病例、院內感染接連發生，媒體的下一個關注焦點轉向社區感染，台灣會不會出現下一個香港淘大社區？成為經常見諸報端的問句。緊接著，台北市萬華區的仁濟醫院同樣出現院內感染，並接著採取封院隔離政策。由於和平醫院與仁濟醫院或鄰近，或即位處社區密集的萬華地區，媒體報導開始轉向萬華地區發生社區感染的可能性。萬華區的學校是否停課？萬華區是否封區？萬華區遊民是否成為潛在感染源？成為四月底、五月初的媒體焦點。

　和平醫院封院伊始，由於少數醫護人員「陣前抗命」，甚至衝上隔離封鎖線抗議，引發不少社會議論與批評。媒體這類的報導，顯有隱善揚惡之嫌，對其他大多數兢兢業業的醫療人員並不公平。之後，由於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因感染SARS成為國內首例因公殉職的醫護人員，5月2日起，各大報的報導態度才開始從「隱善揚惡」轉向「隱惡揚善」，不再追究挑剔醫療人員的缺失，而開始一系列挖掘溫情故事的報導。隨著報紙對第一線醫護人員採取較具同情心的報導角度，同時報導焦點開始轉向行政疏失，例如和平醫院疫情由誰負責？封院隔離決策是否有誤？為何防護衣、口罩供不應求？等等追究主管機關行政責任的問題。

　5月9日，萬華區華昌社區出現疑似社區感染的情況，台北市政府採取局部封街的隔離政策。由於若干疑似病例的接觸史並未明朗，加上台北市新聞處長吳育昇有關水污染的談話，引起各大報大幅刊載，以為香港淘大社區感染的案例也出現在台灣。雖然行政院與台北市政府隨即更正這項說法，但是仍無法化解民眾的疑慮。與此同時，台大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醫學院、台南奇美醫院與馬偕醫院接連出現疑似院內感染的情形，加上國內疑似病例、可能病例與死亡病例迭創新高，新聞報導呈現的疫情已達到最危急的程度。

　根據行政院SARS防治及紓困委員會的統計，台灣有95%的確定病例是在醫院感染的。而醫療人員是否不幸感染？醫院是否出現集體感染？以及是否採取封院隔離措施？更是判斷疫情發展有否升溫的重要指標。因此，新聞媒體在報導相關新聞時，本應實事求是，切忌妄加揣測、捕風捉影，否則不僅會困擾各級醫療人員、打擊醫療人員士氣，也會誤導閱聽大眾的認知、形成莫名的集體恐慌。

　五月份疫情升高之際，「華昌國宅水污染事件」以及「馬偕醫院瓶中信事件」的新聞報導，無不造成民眾的莫名恐慌。直到六月初，隨著國內SARS疫情逐漸趨緩，行政院SARS防治及紓困委員會副召集人李明亮更向民眾喊話「恢復正常生活」，有關SARS的新聞熱潮才逐漸退卻。

 SARS新聞處理的主要缺失 

　總結各報於SARS新聞上的表現，主要缺失計有三類：（1）報導不實，傳佈錯誤疫情訊息；（2）聳動煽情，誇大並渲染疫情；（3）侵害人權，為SARS病患貼上不當標籤。這三類缺失須歸咎於新聞專業處理手法上有許多癥結，例如：未檢具消息來源、未善盡查證義務、未能平衡報導、標題過當與題文不合等問題。由於同類新聞處理缺失繁多，在此僅舉若干個案為例，簡要說明：

　一、報導不實，傳佈錯誤疫情訊息

　首先，誇大社區感染是次嚴重的新聞缺失。隨著台北市兩座大型醫院（和平醫院與仁濟醫院）相繼封院隔離，接著，幾所小學發生疑似案例，萬華區是否即將爆發社區感染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5月9日，由於出現數名可能病例，台北市大理街華昌國宅開始強制社區隔離。由於若干疑似病例的接觸史並未明朗，加上台北市新聞處長吳育昇有關水污染的談話，引起各大報大幅刊載，以為香港淘大社區感染的案例也出現在台灣。

　5月10日聯合報頭版更以「水染病毒 萬華爆社區感染」的斷言下標，相較其他各報的平衡報導與保留態度，聯合報的新聞處理缺失明顯。事後證明，水污染的說法完全錯誤，華昌國宅也並未發生社區感染，數日之後便解除隔離。

　此外，錯誤報導醫療人員的病況，也是另一種明顯的新聞缺失。

　5月15日中國時報頭版「台灣首例 高雄長庚醫師殉職」錯誤報導高雄長庚醫院林永祥醫師殉職的消息，儘管中國時報在第二天（5月16日）的「本報啟事」中向林醫師與其家屬、親友，以及高雄長庚院方致歉，但是相關錯誤突顯出記者是多麼疏忽新聞查證的基本守則，對於當事人與媒體本身的信譽影響頗大。

　另外，由於醫院是否發生集體感染？以及是否採取封院隔離措施等是判斷疫情發展是否升溫的重要指標，因此媒體對於院內感染的報導應更加小心，但是仍不免有誇大院內感染之報導。例如，繼和平醫院發生院內感染之後，高雄長庚醫院也發生院內集體感染，接著，高雄醫學院與台南奇美醫院也陸續傳出疫情擴大的消息。

　值此人心惶惶之際，聯合報5月23日於大台北地方版第五版報導一則「瓶中信告急：馬偕SARS病患逾80人」的新聞，引述一封據聞來自馬偕醫院護士的「瓶中信」，直指馬偕醫院院方隱瞞疫情。該則新聞雖置於地方新聞版，但是電子媒體當日即興起一股跟風，因此即刻成為聳動全國的新聞，引起一陣社會恐慌，以為另一波大型院內感染即將發生。事後證明，「瓶中信」所指控的內容也是子虛烏有。

　二、聳動煽情，誇大並渲染相關疫情

　由於疫情發展之初，世界各國專家對於SARS的病毒特性了解有限，在傳染途徑上一直眾說紛紜，一有空氣傳染說，一有飛沫傳染說，另一個則是台大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林瑞雄所主張的性行為傳染說。

　既然病毒特性未明，記者報導專家見解乃屬平常，但是，4月7日中時晚報頭版以「SARS性傳染」的聳動標題作標，不僅誇大渲染林瑞雄所長的觀點，也有刻意將學術觀點煽情化之嫌；反觀其他報紙的處理，不僅兼採其他學術觀點平衡報導，也未將性行為傳染說煽情處理。

　此外，各報的新聞編寫也常有標題過當的缺失。

　例如，華昌國宅出現疑似病例並且局部封街隔離時，5月10日蘋果日報二版卻以「社區感染 四百居民坐以待斃」的聳動標題呈現，造成民眾恐慌。

　另外，5月11日蘋果日報頭版更以「危城」來形容台北市當時的處境，明顯過度渲染疫情。

　而身為台灣醫學中心龍頭的台大醫院，其疫情發展在在牽動人民對防疫成效的信心，5月15日的蘋果日報頭版出以「政府無能 台大失守」的聳動標題，渲染台大醫院的疫情，過度誇大實況，編輯下標明顯過當，同樣有影響民眾抗疫信心的弊病。

　三、侵害人權，為SARS病患貼上不當標籤

　四月中，和平醫院疫情爆發之際，媒體關注的一個焦點，即是所謂的「超級傳染者」（super spreader），已於病院插管治療的曹女士便成為當時媒體一致鎖定的傳染源頭。事實上，「超級傳染者」此一概念是方便流行病學者追溯接觸史的說法，本身並無道德評價的意味。

　但是，媒體一再使用此一名詞，無可避免地附上了道德評價的結果，這樣的壓力讓曹女士直道「對不起社會」。她恢復意識之後，接受媒體訪問，自責地說「我對不起社會，都是我的錯」，並說「我覺得很丟臉，生了這麼丟臉的病，還害兒子買東西都被人家趕走」（5月2日聯合報頭版「和平醫院超級感染源 曹女士：我對不起社會」），可見得對當事人壓力之重。

　此外，因為具有部分接觸史而須居家隔離者本身也是SARS的受害者，社會本不應苛責人家，更不該將人污辱。但是，5月2日蘋果日報創刊二版卻以「逾萬『殺手』街上走」做標題，指曾至和平醫院門診的病人形同在街上游走的殺手，此說法不僅掀起一般民眾的恐慌，以極具負面意義的「殺手」一詞稱呼門診病人，對於病人也是強烈的污名凌辱。

 結論 

　SARS此一新生傳染病，不僅考驗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的應變能力，也是對政府危機處理能力的嚴厲挑戰。媒體在社會上肩負著守望環境、告知資訊的責任，若能善盡職責，SARS疫情資訊才能有效傳遞，達到教育防疫知識、提高公眾警覺的功能；媒體若不能善盡本分，反倒於疫情蔓延之際，仍執迷於商業炒作、販賣煽情題材，或者誇大事實、危言聳聽，進而引發社會恐慌，影響全民的正常活動和消費，媒體又如何保障自己能有長遠的利潤？這不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時代新解嗎？

　SARS事件中，部分媒體對聳動消息有聞必錄，甚至加以誇大渲染，或者引述錯誤消息。這些缺失，經本研究分析了往下報告要呈現的各案例，發現癥結都出在從記者到編輯部的層層守門幹部未能嚴格執行基本的專業守則，即檢具消息來源、落實新聞查證、善盡平衡報導、精練新聞編寫。

　換句話說，正當處理新聞並不難，確實按照基本專業守則操作就是。任何行業的從業人員均有遵守各自專業守則的社會責任；否則，社會即有要求其確實遵守，以維護社會全體共同生存發展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