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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台灣日治時期的許先生，是貧苦農家出身。由於母親早逝，父親忙於農務，許先生很早就知道只能靠自己苦學努力。他後來憑著努力，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回台之後也曾擔任「保正」，成為地方上受人尊重的仕紳。
國民黨敗逃至台灣後，所謂的「光復」只是讓台灣人淪為二等公民而已。許先生的學經歷在當地都是一時之選，在「光復」之後，卻只能在糖廠做一個小小的課長而已。他的上司都是國民黨安排的人事，能力與經歷完全被撇在一旁，省籍與靠山才是唯一標準。
許先生的孩子們都就讀糖廠國小，許多國民黨安排在糖廠的權貴，子弟們也都就近就讀此校。學校老師也大多是國民黨安排的人事，根本不具教師資格，不過，學生們也只好忍耐承受。
許先生由於就讀早稻田大學，也因此過去常往來日本、台灣之間。許先生的兒子阿哲，在糖廠國小也非常爭氣，表現優秀、名列前茅。許先生為了鼓勵阿哲，特地託日本朋友買了一支在當時相當稀有的鋼筆，當作獎勵送給他。
阿哲非常高興，帶著鋼筆到學校上課。誰知道過了沒幾天，嫉妒的同學竟然向老師密告，說阿哲偷了別人的鋼筆。老師把阿哲叫來，操著濃重的鄉音，用懷疑的眼神問他：「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好的鋼筆？是不是你偷來的？！」
阿哲氣憤到臉都脹紅了，他大聲說：「這是我父親給我的禮物！」
沒想到老師竟然用鄙夷的口吻說：「你們怎麼可能擁有這麼好的東西？我看，八成是你偷來的吧！」
這樣的侮辱，已經超過一個十一歲孩子所能承受的地不；阿哲氣到渾身發抖，他用盡全身的力氣大聲怒吼：
「放屁！這是我的鋼筆！這是我的鋼筆！這是我爸爸給我的鋼筆！」
羞辱別人、踐踏孩子尊嚴的老師勃然大怒：「好啊，你竟然口出惡言，等著瞧！」
於是，許先生在糖廠接到電話，被緊急召到學校去。許先生憤怒的對校長和老師說：「這是我送給孩子的鋼筆，憑什麼說他是偷來的？這太欺負人了！」
沒想到惡形惡狀的老師絲毫不覺理虧，竟然大聲說：
「他帶著這支鋼筆到學校，就是『觀感』不好！」
這位老師更挑著眉毛說：「許先生，除了觀感不好，他還罵髒話呢！請你好好管教你的小孩吧！」
許先生帶著孩子轉頭離開，心中的悲憤無法抑遏。....
為什麼堂堂早稻田畢業的他，必須屈居在一堆終日喝酒、票戲、打麻將、無所事事的人之下？為什麼他考第一名的孩子，不配擁有一支鋼筆作為獎賞？為什麼？！為什麼？！
阿哲流淚了，許先生也激動得流下淚來。這時候，阿哲突然掏出爸爸送給的鋼筆，大聲發狂般的回頭對著校門一連串的嘶吼著：
「這是我的鋼筆！這是我的鋼筆！這是我的鋼筆！這是我的鋼筆！」
在許先生還來不及阻止阿哲之前，阿哲將這支鋼筆高高舉起，憤怒的使盡全身力氣，將鋼筆丟入校園內的水池中！
父子倆抱頭痛哭，這支鋼筆成了他們生命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痕；但是，也成了他們生命中給予自我惕勵的最痛的一根刺。
每一次，當他們遇到困難、不公的時候，這根尖利的刺都會戳痛他們的心，讓他們永遠不允許自己對偏私、邪惡、不公不義，有任何的妥協與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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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父執輩的家族中。
扭曲的正義，野蠻的觀感，壓制著無辜的人心的故事，幾十年來就在台灣活生生的上演。
所謂農舍，所謂豪宅，所謂正義，所謂觀感，是誰說了算？
台灣人有一種莫名的奴性意識：自己人說對不見得對，老是尋求外人的肯定。外人說你錯，馬上低頭認錯∼∼我無法認同這種「被殖民」心態。我真是感嘆：台灣人就是這麼缺乏自信，所以別人說你「貪」，我們就認了「貪」；別人說你錯，我們馬上就跟著下跪磕頭！
是非清白如果要統媒說了算，那我們一向以來對抗媒體霸權、心心念念追求的社會正義何在？跪下去的膝蓋不叫「正義」，叫做「霸凌」！
「惡者囂張得逞，是因為善良的人保持沈默。」不只如此，這是一場不對等的媒體與烏賊戰，潑糞般的口水大多來自掌控大多數社會資源的政黨。
人民要學會看透表象下的真實，懂得看透孰真孰假。更重要的是，有智慧的人要能堅持正義、堅持說出對的話、做對的事，不是為了虛妄的美名、一時的肯定，就諂媚惡者、奴顏卑膝、順風而屈！
統媒和國民黨高級統治者口中的「文明」，正是最極致的「野蠻」。他們可以定義是非黑白，可以睜眼說瞎話，可以告訴我們這些『被教化的次等族類』：
「你們不配擁有好東西，唯有來自我的手中，來自我所定義的一切，你們才能感激涕零的叩拜接受！」天理何在？公義何在？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我的孩子。
我平日教導他們有禮，教導他們勤勉，教導他們謙虛；但我更要教導他們：當有人告訴你他才是唯一的權威、告訴你不配擁有手中的正直與幸福時——我要我的孩子們，勇敢而大聲地，告訴這些「自認文明的野蠻敗類」，何謂『正義』：
「放屁！！！！！！！！！這是我的！誰也不能從我手中奪去！！」
|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11.12.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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