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貿協議，真能換取「經濟讓利」？

／孫榮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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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近期馬政府和中國簽署服務貿易協議的紛紛擾擾，馬政府面對立院朝野的民意反彈，終於達成服務貿易協議必須逐條審查，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才「先上車後補票」採行「廟口宣傳」，此舉或將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再增添經濟事務以外的政治火種。

　在整個台、中服務貿易協議爭議過程中，馬政府最大的根本錯誤是竟然將「兩岸關係間」的服務貿易與「一般經濟體間」的服務貿易，視為一種「無差別替換」所致。

　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開始，台灣對外經貿與對中經貿兩者之間，本質上並非相同；台灣對外經貿是「經濟的」，乃係依據國際間比較利益法則，發展其具比較利益的產業，進行國際分工，以促進國民福祉；但台灣和中國的服貿協議則是「政治的」，須衡酌整個台灣經社體制與產業環境條件而取決設定的。

　台灣產業經濟發展不如預期，肇致人民生活的普遍痛苦，以致「經濟的」對外經貿與「政治的」台、中經貿之間界限拉近的悖離現象，部份原因來自於在世界金融海嘯衝擊後，所帶來的全球停滯性經濟發展，部份原因則與國內稅制偏差、產業結構未完成轉型有關，台、中關係的政治難題並非主要原因。

　馬政府為了順利簽署台、中服貿協議以解決產業經濟難題，反在「政治的」台、中經貿關係上作出「一中架構」的讓步，以換取台、中經貿間的「經濟利益」，這種以「昂貴價值」的「政治出賣」替換「低廉價格」的「經濟讓利」的「不對稱」經貿，將存在更大更高更多的經政風險，是台灣大部分中小企業，更是全體人民所不能視而不見的，或棄之不計的。

　因為，今天在台灣，從中央到地方的稅源、財政收入、經建發展、就業機會，沒有不準於中小企業作為基礎經濟調整變數，「政治出賣」後的台、中服貿協議為台灣所帶動全面性經社成本的墊高，相對倍於台灣爭得在台、中服貿裡「經濟讓利」的代價，台灣能否獲利仍是未知數。（孫榮富／現任國會辦公室法案研究人員、兼任全國考訊公共政策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