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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是George Grosz的作品，名為《日蝕》。太陽上浮現錢的符號，被日蝕給隱藏起來；政治權力者由資本家所指使，場面看似是在民主討論，但參與討論的人多是沒有頭的。 |
多年前，一位台灣知名的公知（編按：公共知識份子）來巴黎找我聊天，讚我很會帶風向，還說我總能在第一時間就作反應，我回說：「網路帶風向是有時間性的，要搶著定調，被帶走就很難帶回來了。」那是我人生的一個年代，一個無法複製的年代，無法複製不是我的筆疲乏了，而是整個資訊環境演化讓我的能力不再存在價值。
現在的環境是資本堆起來的，我們所訂的粉專、看到的點讚數、留意到的讀者回應....，不少背後都是money堆出來的，背後都是一個大團隊在工作；現在不再是講道理的年代、不再是以知識影響思考的年代，現在是人海戰術的年代、是操弄印象的年代。我們在臉書、推特、google、line待得愈久，所接受到的這種不言明的政治廣告就愈多，視聽就愈容易被左右。
撲馬所研究的認知戰，指的是廣告主為中共的那些認知戰，但認知戰在島上不是新玩意，黨國教育與統媒洗腦都是，廣告主也不限於中共，就我們現下的視聽環境，更大的比例是島上一些政黨（藍綠白黄紅）、一些派系、一些政治頭人的投資。
如果您像我一樣約略知道一些認知戰投資規模有多大，您就會像我一樣：從此換了一雙眼睛在看待網路言論的呈現。
在台灣，選舉看板數目大大地決定了選舉結果，我們因此要問：民意代表究竟是民意還是金錢勢力選出來的呢？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及歐洲許多國家都禁止看板競賽，統一由公部門公平提供。
如果選舉看板是台灣政治墮落化的的重要源頭（高雄市民進黨初選議員候選人不少是百面看板，還多過國民黨），那認知戰的投資將會是更邪惡的源頭，它的負面效應高達七項：
首先，它和看板一樣提高了政黨維持下去的經濟成本，使得政治更進一步屈服於金錢之下。
第二，在技術上，我們停止不了它，不像看板競賽是可以立法禁止的。
第三，看板明白告訴民眾這是哪一位政治人物買的，認知戰的廣告主卻是隱形的；看板明白告訴民眾這是一項廣告，認知戰卻從不會出現在廣告欄，也不會在旁標示廣告二字。
這些文字、留言及按讚數代表的是特定的政治利益，它是一種廣告行為，卻不標示廣告主、不聲明廣告性質，這讓我們更容易被操弄。如果，我們對於商業界的置入性行銷或業配文很感冒，認為它是一種欺騙，為什麼要對於這種政治界的暗黑事業感到不痛不癢呢？
第四，更糟的是，認知戰效益支持的是廣告主的片面利益，但它卻被包裝成：這叫作基層民意（你看看這個帳號也這樣說）、這是為了公共道德。民意形塑的過程需要理性討論，但認知戰速成的情緒操弄，讓每一份片面利益取得都產生了外部成本，由台灣民主來支付。
第五，看板競賽只是操弄我們資訊的接收量，認知戰所操弄的，卻是我們對世界如何觀看的意識，如果這項意識是每一個人珍貴的尊嚴與自由：人之所以為人在於我們經常思考，認知戰以聲量方式，摧殘了人本價值。
第六，政治道德上的反淘汰也形成了：愈有政治道德的政黨愈不願投資認知戰，也愈容易在政治場域中被淘汰掉。
想像一個有可能的情節：競爭同一票源的眾團隊裏，只有一個沒有擁槍自重，無力參與恐怖平衡，最後下場就是被大家輪番放大檢視並攻擊。
最後一項，認知戰的投資業主不便監控，容易讓操作主持人某程度將該投資私有化，於是，在政治場域裏培養出一種新權力者，躲在暗處，從來不用受公開檢驗，這大大違反民主原則。
對抗認知戰是為了反對上述操弄，也是為了台灣政治不被金錢力量、暗黑力量所片面決定，更是為了重構一個公共理性討論的環境，尋求台灣民主的深化；儘管制度上無法制止島上政治勢力的認知戰，撲馬所倡議的個人層次對抗認知戰的原則，是一體適用的：不管廣告主是哪一個顏色。
認知戰不以餵假新聞為主，那太容易被查證而反駁了，認知戰是用聲量方式去製造印象與評價；以出征為例，至少有下列幾種手法：
一、錯置對方文字或動作的脈絡
最近發生一個案例。日本選戰之中安倍晉三被刺身亡，自民黨不在隨後選戰談及此事，那是一種面對不公平競爭的自我節制，否則該黨會勝之不武。台南市議員參選人李宗霖與吳依潔在街頭悼念安倍晉三，被指為違反日本禮數、消費安倍之死，引發大量批評，這是件很莫明其妙的事；一來，他們不是自民黨候選人；再者，民進黨候選人也做類似的事，第三，這應可得到逝者親友的理解與歡迎；最後，他們人是在台灣，這完全合乎台灣禮數，若非，政治人物穿有名字的背心去捻香不就也成了消費死亡嗎？但是，這種錯置脈絡的攻擊得逞了。
二、擴大法與滑坡法
比如私密社團裏幾位個人的發言，被公開出來，引發出征，當攻擊巨量時，視聽人會被誤導而感覺那些個人意見是整個黨或組織的立場，所謂「量變產生質變」。另外，小黨人士對大黨一個小小的批評（比如誇張的百面看板）也被滑坡為背刺，致使任何理性討論都無法進行。
三、片面閱讀對方文字
比如忽略攻擊目標所註明的前提或但書，或宣稱那不是作者的重點，以大規模突顯斷章之詞來扭曲全文的本意。
另一例是Charlie Hebdo（查理週報）被冤枉，2013年它批評極右派FN的種族主義趨向，將其黨徽與一猴子放在一起，猴子的頭是當時一位深膚色的部長；此圖刊出後，被惡意裁剪的版本大量流竄，許多人攻擊那人猴合身是該報種族主義之舉。
四、寫出與主文內容或事實相反的心得
比如在道歉文下不斷地派帳號來留言「道歉很難嗎？亅，讓人覺得該道歉文一定有不足之處，或者一點也不真心。
五、以陰謀論進行抹黑及醜化
例如指某人或某黨「一定有拿XXX的錢」，雖是賤作，但量大時就可摧毀被攻擊對象的形象。
六、將小錯誇張為大錯
2018年姚文智不會抱貓被攻擊，抱貓跟市長資格或能力沒有關係，真心在乎抱貓能力的選民也很少，這種小事卻經由嘲笑者成群結隊，讓社會大眾有了姚犯下重大選舉失誤的錯覺。這是一個很經典的認知戰操作案例，所謂聲量政治的「量變產生質變」。
我們對一些人事物的印象，常常以為是源自「自己的」感受，但實情經常是被操弄出來的；若要反對這個說法，等於在宣告該暗黑事業的投資是無效的。事實上，從2018年之後，這個見不得光的事業得到一個很跳躍的發展，其操弄效果得到政治業界多方肯定。
被聲量捲走所產生的負面感受有兩個特徵：
一是產生過程，我們從來沒有把作者的圖文獨立起來閱讀過，總是混合著他人的評論一起感受，更糟的情況，是只讀評論而沒看過原文（帶風向的人會說：「我不給連結了，以免增加他的流量」）。
二，該感受來得很快速，並非經過一番思考：作者這樣寫有理嗎(而不是我喜不喜歡)？作者的推論是什麼？
台灣民眾懶得思考鼓勵了此歪風，這也造成公眾人物在面對出征時很容易跪下去，畢竟馬上道歉比起「寫一篇文來討論應不應道歉」容易得多。選戰中的人進行危機拆彈，馬上道歉是不得不的辦法，但在其他的狀況，容我們作個比喻：2020年代對認知戰的輕易低頭，是不是等於身處2000年代對統媒洗腦的輕易低頭？是不是等於身處1980年代對黨國教育的輕易低頭？
更不幸的是，有時便宜行事不僅無法止血，還成了「這件事果然是做錯」的鐵證。輕易將自己奉送給認知戰，就是在鼓勵這一行。
林佳龍被宣佈成為新北市市長候選人之後，可能來自敵對派系、攻擊他的風向還在吹，我那時看得是頻頻搖頭（但也有可能是來自中國認知戰所帶起的風向）。沒想到的是，台灣基進也有候選人附和上去了。
台灣基進在七月經歷許多波折，這些攻擊者有來帶風向的帳號、有被帶風向的帳號，當然也有思考後的自主帳號，相加起來的量讓每次攻擊都很震撼人心，發生了「量變產生質變」。如果對抗認知戰「第二」有效的武器是以認知戰反制，那進入選戰攻防卻沒有此配備（領導階層政治道德感較高），等於是裸身闖入一場槍戰，一定成為最重傷的那一位。
所幸，認知戰只能操弄情緒，是經不起人們進一步思考的。這裏要邀請過往支持台灣基進、最近動搖的朋友想一想：當年您支持台灣基進的原因是什麼？它是不是還存在於這個黨裏頭？
如果，支持的原因是道德清修團體、被某些政治人頭所吸引、不會講錯話、不會罵髒話、永遠奉民進黨為老大哥....，那的確很有資格說：「我失望了。」
如果，支持的原因是建立新國家、第二支本土政黨的戰略、更徹底的轉型正義、解殖式的本土文化復興、更積極的防中滲透、反ROC體制，....這些，其實都還在，該黨過去幾年直到今日所作所為歷歷在目。
相同道理，一位候選人該不該支持要看的是他一貫的表現，而不是異常的三小時言行。
當初選擇小黨作為支持對象，就是在政治態度上比較不看風向、比較不順從主流，進一步地說，體質上比較能抵抗認知戰（甚至可能比槍林彈雨中的候選人在心智上更堅強），經過這幾星期風波（特別是台灣基進成員在其中不是全然無辜）還選擇待下來的，就像是健康的人還把Covid-19疫苗打好打滿一樣，一定能夠承受後續選戰更激烈的認知戰攻防，在此致上我的敬意。
最後，反制認知戰「第一」有效的武器是什麼？就是有愈來愈多的選民認清：民主深化是建立在思考與討論之上，而不會是聲量、風向與情緒。希望這篇文章能有些貢獻。
【本文徵得魏聰洲授權，轉載自他的臉書，原文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guitshongtsiu/posts/329205490444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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