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隨著北高兩市的選舉季的到來，台灣新聞媒體的焦點除了對於參選的候選人外，也不約而同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前總統李登輝身上。 

　特別是中時與聯合兩大報社，幾乎是打從李應元宣佈參選台北市長之後，一開始就一直在盯著李登輝是否會為李應元站台助選？以及在何時會以如何的方式助選？可說是完全符合一般觀察社會現象所要求的：何人（who），何時（when），何地（where），何事（which）四項要求了。這兩大親中國的媒體對於李登輝一舉一動的重視，可以讓人充份體會到彼二者對於李登輝這個昔日對手之忌憚之情。

　若是追溯這兩大親中國媒體過去的政治後台乃是中國國民黨的過往事實來看，中國國民黨在政治上的立場與禁忌，往往也就成為這兩大媒體的立場與禁忌。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這五十年來一直有兩個政治上的立場與禁忌一直未能隨著時代真正獲得妥善的化解者，不外是對於日本與對於中國共產黨這兩項！也因此，吾人可以從這兩大媒體的新聞立場與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新黨都有相同的對日本與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與禁忌可見一般，也因為如此，使得李登輝這位在人生的生涯中同時有過與日本及共產黨經驗的老人，成為彼等共同的箭靶，動輒口誅筆伐！ 

　這可由最近幾個月來，李登輝發表釣魚台主權當屬日本所引發的爭議，以及因為前幾日工人「秋鬥」大遊行，引發了「戴紅帽子」爭議，而這兩家媒體幾乎都不約而同的強調李登輝的共產黨員人生經歷可以獲得證實。

　事實上，李登輝的日本國民與共產黨員人生經驗，對於一個在正常的民主國家中，只是一個個人人生的事實存在罷了，而這樣的事實存在，只需要誠實面對即可，並非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畢竟，李登輝在二十歲之前是日本人，是由於中國當年割讓了台灣給日本造成了台灣人民國籍的變動使然；而李登輝的共產黨員人生經歷，也不過是一個在青年時期的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中期全球風起雲湧的反殖民主義，反剝削的特殊時空環境下的正常情況。

　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前來接管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施政能力太過於拙劣，以至於接管後不久即引發了當時台灣人民的反抗，造成震驚世人的「228事件」，充份曝露了國民黨的統治能力不如日本的事實，才使得國民黨只有藉由反日思想來掩飾其無能；同樣的，在1949年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後，倉皇逃到台灣來，也是基於害怕面對失敗的心理狀態下，才對於共產黨與共產主義如此的敏感，使得對日本與對共產黨雙雙成為中國國民黨的政治禁忌，從而透過其卵翼下的兩大媒體的大力宣傳洗腦，成為台灣社會的兩大禁忌！

　然而，隨著台灣社會在十五年前的解除戒嚴後，社會日件開放多元的浪潮下，日本與共產黨這兩大政治禁忌早已在台灣社會當中逐漸失去其禁忌性，除了坊間四處充斥的日貨、日劇、哈日風外，更不乏有關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傳記書籍，甚至於，連中國國民黨人也在前幾年談到了是否要進行「國共第三次合作」事宜，包括新黨前立法委員馮滬祥等人在內除了是中國國台辦的座上賓外，其在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時，也赤裸裸的公然主張：「一國兩制救台灣」。

　照如此的情況來看，似乎台灣社會已經不存在對日本與共產黨的政治禁忌了，惟事實並非如此──拜這些親中國媒體長期的洗腦之賜，台灣仍有許多的藍色選民（當然，以1949年來台灣的老「外省人」居多，但亦不乏許多受到洗腦而不思考的台灣本土青年），其思維中仍舊殘存著頑固牢不可破的反日與反共產黨情緒，只不過在藍色政客與親中國媒體巧妙的操作下，在必要時以「大中國意識」抵銷了「反共情緒」 
，但仍然在有需要時，仍然操縱著反共與反日情緒，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最近因為李登輝赴日簽證被拒，這兩大親中國媒體大肆報導，依吾人之淺見，一方面是要以此種間接的方式激起藍色選民對李登輝的舊恨，以抵銷李登輝為李應元站台的效應作準備，這些藍色選民必然會想：「李登輝這個日本人，哈日竟然哈到這種無恥的地步，那他所支持的李應元咱們這些真正的『中國人』絕對不能投他！」；另一方面，則是要造成本土選民一個印象：「李登輝的政治影響力已經不行啦，看吧，去年訪日造成旋風的他，現在日本方面已經不買他的帳了！」同時，也在其報導上，開始灌輸選民李應元害怕李登輝站台的消息，這些親中國媒體，還真是用心良苦啊！

　只不過，一向不到最後關頭絕不出手，而一出手又必然是必殺之招的李登輝，其最後將會又有什麼出人意表的作為呢？曾經再三吃過李登輝暗虧的親中國媒體只怕無法想像的到。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彼等如此忌憚李登輝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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