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二月間，就在二二八事件五十六週年前夕的時際，妳自精心計算的三年三個月又三天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任期脫離了。風風光光、意氣飛揚地，妳在媒體的簇擁下，騎著單車離開市政府。

　妳的卸任談話裡，看出妳的自信，看出妳在馬英九市長心目中的份量。一句「雖然馬英九市長對文化的了解還不夠深刻，但對妳卻充分授權」，道盡了馬英九市長前期市長任內的文化政績是妳一手打造的。妳的驕傲應該讓其他的行政首長手下的文化行政主管汗顏。

　有一句俏皮話，雖然不露骨卻看到妳對非我族類的輕鄙。妳「慶幸自己在這麼乾淨的團隊做事，且得到文化界、媒體和企業界支持，集三千寵愛在一身」，然後取笑「不像有人昨天跌倒了」。慶幸沒有跌倒的妳，也許也想幽默一下，但其實那是取笑。因為大家知道妳意之所指。

　就在那時際，電視裡轉播了一個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台中與一些黨人的春敘，赫然出現一位過氣的情治人員，過去的大學校長梅可望聲嘶力竭的呼喊。他大叫「打倒陳水扁！打倒民進黨！」

　梅可望是誰呢？他就是在妳的文化局長任內受託經營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台灣綜合區域研究院院長。在他帶領的團隊經營之下，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從公辦民營走回市府自營的老路。

　在妳的政績裡，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經營管理形式變遷究竟放在什麼態度來看呢？那是成功或失敗？那是文化和政治？在妳樂於談的是成功而不是失敗，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這是一件不能磨滅的歷史。雖然妳不一定願意面對它。

　如果把梅可望在連戰面前大呼戰鬥口號，把他的情治資歷和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經營管理放在一起思考，就不是只推託「二二八紀念館目前委由民間經營，成效功能始終不彰」而主張該館的經營主體及展示主題應由較具公信力的政府主導所能帶過了。

　在妳的成功和失敗，文化和政治邏輯之間，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經營管理變遷，無疑是一項妳揮不去的紀錄。不知道妳回顧自己引以為傲的從政生涯和政績時，會不會有自己對自己的疑問？

　記得，妳初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時，曾經說「紀念二二八活動，可以出自於對民主改革的肯定，未必需要政黨理念上的彼此認同」。但是，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從無黨籍而國民黨，而回到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經營管理，卻充滿了蓄意利用機會奪取歷史解釋的粗暴政治權力。

　那是因為具有相當民間自主性和台灣主體性的台灣和平基金會不完全能被馴服所致。那其實是因為擔任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館長的台灣和平基金會執行長葉博文，轉述說妳以「如何慶祝二二八？」這樣的語句問他而導致的不快所致。

　妳藉著已故的戴國煇一人程序意見，藉著政府新頒採購法的理由，壓下審核小組做出可由台灣和平基金會優先簽約經營管理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決定。為了打擊令妳不快的葉博文，事實上妳已違反自己標榜的文化與政治區分的主張，也留下一個無法掩飾的不光明紀錄。雖然妳不一定會承認。

　也許，妳會說，是台灣和平基金會自己沒有提出再行經營管理計畫，放棄了續約申請。是的，梅可望領導的台灣綜合區域研究院也是在一次無團體投標而流標，第二次只一個團體投標而獲得經營管理權。但是，台灣和平基金會之所以放棄，是因為視其為「責任而非權利」，不願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官署傲慢下行事，難道妳視若無睹？

　做出不再續約經營的是我，是在三年前基金會改選第二屆董事會，出任董事長的我。那時候，我提出經營管理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是責任而非權利的觀念，建議董事會退出。雖然台灣和平基金會自認比廖德政家屬和其他團體更有能力，更適合經營管理已漸入公辦民營軌道的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

　而且，為了不讓紀念館因基金會屆期退出導致2000年二二八紀念活動開天窗，基金會還接受妳的請託代管三個月，讓妳招標接手的經營管理團體。但是這一切善意都無法讓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和相關局處對台灣和平基金會採行的官署的懲罰。妳和基金會之間的多項相關訴訟，基金會第二屆董事會之受到教育局杯葛，就是懲罰的傲慢和基金會的抵抗。

　妳離開三年三個月又三天任期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職務，我也在台灣和平基金會三年董事長任期屆滿。想到相對任期之間，妳以帶著殖民統治權力意識的文化官署態度與持有台灣意識論的抵抗態度的我，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和台灣和平基金會的公共議題的對峙，再回想妳以《野火集》突出的文化人形象的光與影，感觸實在很多。

　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變遷事況畢竟是妳文化和政治態度的投射，是觀照妳的一種妳無法迴避的角度。妳口口聲聲省視二二八事件，口口聲聲省視猶太人大屠殺事件，但妳的實際作為卻無法擺脫殖民者意識與權力者意識的迷思，讓妳的野火只是虛晃一陣的登龍之術，讓許多曾經以為妳具有真誠反思與批評的人失望。

　歷史會檢驗每一個文化人和政治人。潦漫的野火不只會燒向別人，也會燒向自己。我相信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事況會是妳人生的一個註記，而遺憾的這不是一個美麗的註記，而是一個讓人揮不去的陰影。(200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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