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代行政院的二二八研究小組，把官方交付的二二八檔案轉給中研院近史所，隨後整理出版成六冊「資料選輯」，這批資料與先前廈門大學出版、台灣稻鄉出版社翻印的資料集，以及人間出版社出版之南京二檔館收藏的相關史料，都是近年來二二八研究的必備工具。2000年政黨輪替以後，新成立的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今名檔案管理局），更動員許多歷史學者分組赴全台各地訪查檔案，這一番地毯式主動搜索的成果，如今大都數位化成為檔管局網站的服務項目，並且自2002年起由國史館陸續出版紙本，截至最近為止已達十二冊之多，對學者言堪稱便利。

　為了對扁政府這項「政績」鼓勵肯定，筆者雖未完全細讀新出土的史料，仍願將瀏覽到的重點，印證已知的史實作為今年二二八的紀念文字。

　1947年3月10日，情治單位的葉秀、張鎮呈給蔣介石的一份報告，描述當時台灣的全部兵力，除原有空軍地勤人員及要塞守備部隊外，計有一營特務、五營憲兵以及廿一師全部（五個團，一個團約2000多人）；然而這是兩次增援的結果，第一次包括由福州來台的兩營憲兵、由上海來台的廿一師師部以及廿一師第一四六團，第二次包括由福州來台的憲兵一營以及由連雲港來台的廿一師一四五團。值得注意的是，3月10日恰是蔣介石在南京「總理紀念週」首度公開發表有關二二八談話的日子，該篇講詞把派兵原因歸諸3月7日處理委員會提出卅二條越份要求所致，明顯不合事實，這兩批搭船艦來台增援的軍隊不是天兵天將，不可能在兩天之內說到就到，而是更早在柯遠芬一再保證中央不會派兵的時候，就已下令增兵。

　其次，這篇報告描述處委會內部引起分化，計為蔣渭川等要求獨立自主之大台灣主義派，以及王添灯、王萬得等民盟奸偽派，蔣退出處委會之後另以自治青年同盟之力量與處委會對峙；像這樣濫用台獨、奸偽標籤的手法，與1979年12月13日美麗島人士被捕後，被分成「台獨」、「共匪」兩類進行偵訊的情況類似。於此，二二八事件遂與美麗島事件產生某種意義的連結。

　3月9日再度戒嚴，一般注意的是軍隊掃蕩鎮壓、綏靖清鄉，但從「高雄中學檔案」可知，長官公署教育處要求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須於特定時間內撰寫表白日記，內容包括2月28日至3月13日間與何人在一起？談些什麼、聽到什麼、看到什麼？曾參加何種集會、何種隊伍？會議中哪些人發表意見？所見所聞所行的感想？
　
　最厲害的是：「學生作表白日記以後，發覺自己言行已被他人報告訐發而未曾載入表白日記中者，不得藉口遺忘而要求補記。」「學生如有故意規避，不作表白日記者，學校得撤銷其原有學籍。」高雄第一中學因教員、學生多人參與事件，事件後校長林景元遂被解職，改派第二中學校長林一鶴來接管處理校務，這位二中林校長在一份「二二八事件私人損失調查表」中，大剌剌詳列西裝3套、襯衣4件、襪5雙、短褲3條…合共台幣12萬6000元。

　在國家安全局檔案中，有許多台省各地的通訊員向「南京言普誠先生」提出的報告，例如一位高雄組義務通訊員劉鴻報稱：「3月3日暴動時前金區區長陳水印利用區公所為保安隊部，召集流氓充保安隊員，陳自任保安隊長肆意毆擊外省籍人民……」，另根據一位通訊員江心波抄送的「高雄市各區此次事變死傷調查表」，其中各機關人員受傷調查表率皆外省籍，時間是3月3日、4日，各區本省民眾死亡迄3月13日為止以鹽埕區34人為最多，死亡時間大多在3月6日，這份資料可以間接印證彭孟緝率兵攻入市區的時間就是3月6日，也就是傷亡最慘重的一天。

　另據高雄組謝愛吼的報告，彭孟緝使高雄市「恢復秩序」以後，3月8日即率部隊圍剿屏東，除繳獲武器並將屏市參議會議長葉秋木等三名首謀逮捕槍決，市府各機關於9日恢復辦公；台南方面則是3月11日晨由彭司令派上校參謀楊俊率領機動部隊前往，將各要點佔據並控制交通後，「匪徒」旋即逃竄。確切時間與經過當需其他資料比對，惟以當時彭孟緝聽到陳儀的軟性廣播就判定長官必遭劫持，其積極表現且過度反應，是一致的印象。

　實則，情治系統的報告也有冷靜客觀的部分，非皆誇大危情，例如一位金燮佳轉達義務通訊員蘇森的意見稱：「專賣局查緝私煙竟置走私商人於不顧，而捨本逐末專拘販賣私煙之小香煙攤，種下台人不滿之因。」至於28日請願民眾「動機與目的均尚屬單純」，不料復遭機槍掃射死傷甚重，於是釀成空前事變，前後描述已暗指陳儀一錯再錯，這份報告又說「此次事變確非出諸共黨之煽動，惟事變擴大後共黨份子混雜其間進行部分的煽動則確有其事。」可惜蔣介石選擇性地認知情報，對陳儀一味袒護，當3月中下旬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曾以臨時動議方式檢討台省事變，通過懲辦陳儀的決議以後竟又被蔣翻案，蔣還稱讚陳儀負責盡職，那麼，誰是應該負責的二二八「元凶」還需爭論嗎？（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灣北社副社長）200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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