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李登輝順利掌握黨政大權開始，以外省籍政壇大老為主體的既得利益者，即或明或暗，不曾間斷地對李登輝展開政治鬥爭，加上親中派媒體的配合與渲染，十幾年經年累月下來，外省籍族群仇恨李登輝的情緒，變成一種「集體意識」，且無限上綱到逢李必反的「類宗教儀式」，為台灣的族群融合劃上一道不易彌合的鴻溝。

　這絕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撇開反李政客對李登輝個人一連串的誣衊、攻擊，如鴻禧山莊置產、李夫人曾文惠女士攜美金赴美說、翠山莊違建案、及擬刪減隨扈人數和預算…等不說;對於李登輝在卸任後重出政壇替台聯黨站台一事，反李人士的反應竟是憤恨地質疑「為什麼還要出來攪局？」「退休的人為什麼不去享清福？」又選後成立群策會，一樣換來「垂簾聽政」的批判，私底下甚至什麼難聽的話都紛紛出籠，這些現象反應外省籍族群對李登輝已痛恨到咬牙切齒，但在有識之士和多數本省同胞眼中是多麼難以理喻。

　分析外省族群的仇李集體意識，成因其一，不外乎是指李登輝背叛蔣經國，蔣經國看錯人、交錯班，把政權交給本省人，讓外省人被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其二由於老一輩的外省大老，權力漸次喪失，卻心有不甘，於是對掌權的李登輝心生不滿;其三，因為李登輝對中共態度強硬，中國視李如寇讎，外省人因與大陸有特殊感情，受這份情感的影響，不知不覺竟興中國站在同一邊，對李登輝自然沒有好印象。

　很不幸，由於上述的幾個心結，在有心人士日復一日的誤導和曲解下，釀成台灣社會今日重大的爭端。然而，李登輝的接班真如外省政客口中的「偶然」？或是「背叛」蔣經國？權力分配刻意「排斥」外省人？ 關於「路線」的問題，李登輝在其著作《台灣的主張》一書寫道：「不感念前人功績，一味批判固然不對，但﹃李登輝，你的所做所為與前人不同，所以不對」，這種說法也是有問題的。」這段話很清楚點出李登輝關於「背叛蔣經國」指控的思維，再驗證即使在蔣經國主政的高壓威權時代，即使發生美麗島事件，無所不用其極打壓、消滅反對黨，都抵不住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浪潮，因此李登輝任內致力民主改革乃順應民意主流，更何況李登輝從未對兩蔣口出惡言，反過來還推崇有兩蔣的奠基，才有今日之台灣。「背叛蔣總統」一說顯然不成立。

　至於接班的疑雲，據了解，蔣經國在生前曾告訴親近的友人：「若回不去大陸，應該把政權交給本省人」，這也是蔣經國一路栽培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台北市長、省主席和副總統等要職的考量所在，這個想法當可求證於今日尚健在的蔣經國親信。

　再觀諸李登輝和蔣經國當年的互動，如李登輝經常被委以重任，要求對農業、政經問題提出改革方案，最後多有被蔣經國所採納或肯定，蔣經國也顯然是透過李登輝了解台灣人的想法，兩人共事愉快。

　另據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李登輝在擔任副總統期間，有次赴國民黨新聞黨部，向主要媒體負責人〈其中尚有健在者〉發表演說，李登輝在題為「台灣未來面對的問題」講詞中，在政治議題部分特別點出組黨、戒嚴、報禁和國防等問題，必需要朝自由化、國際化二大原則走，意即唯有開放一途，李登輝在仍是戒嚴的政治環境下突發驚人之語，當下把眾人嚇得楞住了，當然也沒人敢報以掌聲；事後有與李登輝熟識的友人問起，當天所言是上面授意抑是個人的看法？李登輝向友人說：「你知道我的身分，怎麼可以隨便發言？」證諸往後的演變，戒嚴、報禁、黨禁逐一解禁，由此可見，如與蔣經國沒有默契，李登輝怎可能發此言？而李登輝執行的改革，又何嘗不是在實踐蔣經國晚年想推動的理想？李登輝顯然沒有讓蔣經國失望，蔣經國也沒有選錯人，質疑李登輝等同是「貶抑」蔣經國。

　當然，李登輝身為第一位台灣人總統，自然了解台灣人民心中想要什麼，經歷過早年外來政權的打壓，看盡台灣人民悲慘的命運，李登輝在主政後致力提升台灣人的地位和尊嚴，如平反二二八事件、廢除海外黑名單、解除黨禁、推動總統直選等，在在為台灣邁向民主、自由先進國家努力擘劃。但另一方面，李登輝對外省族群權益的照顧，同樣不遺餘力，這可從李登輝十二年總統任內，包括總統府、內閣的重要職位，外省籍官員所佔的比例，絕對超過人口比例的數倍，這些事實皆有目共睹，不容少數政客的曲解。

　至於外省籍政客及族群之所以產生危機感，主要是過去一直受大中國思想的灌輸，又習於威權高壓統治時代的大權在握，以至於內心深處存有一股虛幻、不合理的優越感，當社會走向開放，趨向平等、公平時，外省籍政客被取代就覺得是失勢、受歧視，這是不對的。其實，真要解開這個「心結」，大家只要看國家所建構的制度是否公平，包括教育、參政的基礎是否公平，一如美國各種族雜處的國度，只要有平等合理的制度，那一個種族居政府之多數，絕對不會成為其他種族的「恨」，外省籍人士在政界要職「量」的部分減少，不應一面倒懷疑李登輝，而應看看制度、調整自我心態。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李登輝推動民主改革，台灣言論開放自由自在，這一點不分本省、外省大家都蒙受其利。比如今天人人得以罵總統，不論是在電視、在報紙或是跑到黨部、家門口，大喊「李登輝滾出來」也沒事，這要是在威權時代，試問有誰敢這樣罵蔣經國？當下不立刻消失才怪。

　又如李敖、李濤、陳文茜、趙少康等名嘴之流，若不是有李登輝建構的民主改革，今天得以在台灣大放厥詞？叫他們到大陸罵江澤民、朱鎔基，敢嗎？可能嗎？別人在福中不知福了。

　當然，李登輝亦非完人或聖人，主政多年是有可批評之處，好比因受過日本教育的他，在談及日本和中國時，忽略身為有十五%左石人民來自中國的台灣元首，不宜輕易揚日貶中，這對曾深受日本禍害的外省族群，情何以堪？又台灣和中國之關係，雖中共對台姿態戀橫有目共睹，但李登輝用強硬的語氣回罵「土匪」，固可一舒心中怨氣，惟以台灣「以小搏大」的形勢，恐怕得不償失；又在執政後期，囿於國民黨之立場，沒能把眾人所詬病的黑金問題徹底鏟除，為美中不足之處，這些都是值得李登輝省思之處。

　惟整體而言，李登輝主政十二年期間，對台灣的政治改革、經濟建設貢獻良多，這些政績並廣獲國人及國際的肯定，其中也有不少外省籍人士，以足夠的見識和判斷力，認可李登輝對台灣的整體貢獻;因此，在台灣的外省族群，特別是外省精英，不應以個人的成敗進退，做為評斷李登輝功過的標準，把個人的不平發洩在李登輝身上，既說不過去也是不道德的，且過度渲染的仇李情緒，對台灣、對所有族群的利益，都不是件好事。

200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