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戰爭所造成的憤怒與仇恨都是相似的，而不同的戰爭各有其不同的後果。伊拉克之戰將布希政府推向權力與意志的高峰，對穆斯林世界施予自1968年以降最嚴重的心理挫敗，並打開了布希版的「布里茲涅夫綱領」，奏起聯合國體制走向落幕的序曲。

戰爭的邏輯與後果

　所有的戰爭都有後果，有些是意圖性的後果，亦即戰爭當事者在戰爭之前即已想定並通過戰爭來追求的結果，有些則是非意圖性的後果，其出現遠超乎戰爭當事者事前的預期與盼求。

　不同性質的戰爭，有著不同性質的後果。有些戰爭，僅具有地方性的後果，如1999年的柯索沃戰爭；有些戰爭，具有全球性的後果，深刻地改變全球政治的面貌，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些戰爭，具有獨立性質，其波及面侷限在一定的領域與範疇，如1962年的中(國)印(度)戰爭；但有些戰爭，雖說是「戰爭」，卻只是一場更大規模且更長期武裝衝突的一個段落，因而在性質上應稱為「作戰」(campaing)乃至「戰鬥」(battle)而非戰爭(war)，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北非攻略戰或太平洋之戰。

　當前美國對伊拉克之戰，在屬性上，應界定為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一環，屬於「作戰」，而非具有獨立意義的「戰爭」。這意味著，在伊拉克之戰結束後，「全球反恐戰爭」還會繼續下去，而對此一現實的認知，正在影響著相關各國及決策人物對於伊拉克之戰的反應。這些反應的交相互動，編織成整場伊拉克之戰的後果。其中，一些意圖性的後果即易推論與預見，但另一些非意圖性後果的面貌，則具有較高的變易性而較難掌握。

　美國對伊拉克之戰是「全球反恐戰爭」的延長，這場作戰的目標相當多樣，其中最重要者有三。第一，推翻海珊政權，在巴格達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新政權，據此剪除伊拉克的大規模破壞性武器，以便防止這些武器被意圖地或非意圖地轉入伊斯蘭主義武鬥派恐怖團體手中。第二，美軍進駐中東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伊拉克，使伊拉克變成美軍在中東的前進基地，據此為後續的「全球反恐戰爭」服務。第三，通過在伊拉克戰場的決定性勝利，改變伊斯蘭世界的心理，擊潰伊斯蘭世界反美勢力挑戰美國的認知與意志力。

　現在，美國已經贏得這場伊拉克作戰，海珊政權已經崩潰(象徵事件是4月9日的巴格達變局)，而在此之前，預期海珊政權崩潰的美國政府，已於四月八日作出整備新政權的前置作業──美國「重建暨人道救援辦公室」(ORHA)開始在伊拉克南部港市烏姆卡斯爾(Umm Qasr)正式運作。該辦公室由美國陸軍退役中將賈爾納(Jay Garner)主持，形式上的任務是評估伊拉克的人道狀況並協調相關救援行動，實質上是代表美國政府規劃戰後伊拉克行政中心的原型。根據美國的計畫，「重建暨人道救援辦公室」運作一段期間後，將會被伊拉克臨時政府所取代，而臨時政府則在一段期間之後被民選政府所取代。換言之，伊拉克新政府成立的模式與「阿富汗模式」不同，後者在舊政權(塔利班)崩潰後，直接導入阿富汗人領導的臨時政府，而伊拉克則是在舊政權崩潰後，先由華府直接指派的美國人賈爾納退役中將扮演著伊拉克新政權中樞的角色。

　不過，賈爾納的角色僅屬過渡。從華府的角度來看，美軍進駐伊拉克是一種戰略必要。這不表示美國想直接統治伊拉克，儘管這種作法可以對全球展示美國統治一個不服從之伊斯蘭國家的強大權力。美國駐軍伊拉克，也不純粹是為了石油，儘管石油因素可讓美國在經濟上獲利更多，在戰略上更能提高美國的影響力。

美國權勢如日中天

　美國直接駐軍伊拉克的根本原因是地理。伊拉克位居中東的地緣戰略中心，地處東地中海岸與波斯灣之間，與伊朗、土耳其、約旦、敘利亞、科威特，以及最重要的沙烏地阿拉伯等六國接壤。征服與佔領伊拉克可使美國今後不必和這些國家討價還價。美國可以直接在伊拉克部署空軍，並在伊拉克與這些國家的邊界地區部署數量可觀的地面部隊，三百六十度地對這些國家施壓，並在美國認為必要時展開華府想要的軍事攻擊。簡言之，在美軍佔領伊拉克幾個月後，美國將成為中東區域最強大的「在地」軍事強權。

　戰爭的結果已顯現出來。在伊拉克作戰之後，美國對中東的影響力與操控力將上升到史無前例的高度與規模。此後，美國將會利用這種優勢，在中東推進更徹底且更有效能的反恐作為，對奧薩瑪．賓拉登的全球「聖戰」網絡「軍事據點」(al Qaeda)及其同情團體展開全面且徹底的「綏靖」。當華府認為有必要時，美軍將在中東執行其軍事行動，而且不必獲得其他國家的允許。這意味著，敘利亞、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等伊拉克鄰國，現在都必須全盤調整他們的外交政策來因應「美國已是持械鄰居」的現實。

　簡言之，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正在成為界定中東地緣政治動態走向的唯一強權。中東區域內或區域外的任何勢力，將沒有能力把美國從中東驅逐出去，甚至也沒有能力控制美國在中東的行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看不出有哪一些國家有能力組成同盟集團來抑制美國在中東區域的強大影響力。就算出現同盟集團，至少在短期內，也無法擁有足夠的力量來挑戰美國在中東的霸權。

　甚至，在美國國內，至少就短期而言，也沒有任何實質的力量足以牽制布希政府在中東區域的行為。從美國人民的角度來看，布希政府在伊拉克戰場的表現，是領導美國打贏一場快速、痛苦相對較少，以及獲致壓倒性勝利的戰爭。此一勝利將使布希政府的支持度上升至新高峰。相對地，在戰爭期間陷入混亂與評論基調前後矛盾的美國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業已在美國視聽大眾眼前充分暴露自己的弱點，公信力大為損耗，因而在美軍大獲全勝之後，喪失了挑剔布希政府的動能，在短期內難以攻擊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樣地，面對布希政府外交威勢如日中天的新局面，美國的反對黨人士，也將選擇避開布希政府的強項──外交政策，將議政與造勢焦點轉向美國的內政議題，據此謹慎地部署夏天起跑的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賽前賽(民主黨提名賽)，實際上從外交政策論辯的舞台上暫停演出。

　簡言之，通過伊拉克之戰的壓倒性勝利，在外交政策上，布希政府與輿論／民意正進入罕見的蜜月期，使白宮在外交作為上享有極為罕見的自由行動權，並因此有機會模塑著未來至少半年的美國政治議程。

中東政治心理革命

　相對於美國的權力躍進，中東穆斯林世界則陷入另一次重大的心理危機。對中東許多穆斯林而言，2003年是另一個1967年，一個宣告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在敵人（1967年的以色列，2003年的美國）之前毫無招架之力的殘酷事實。隨著4月9日巴格達陷落事實的傳出，中東許多穆斯林的反應是創傷心靈的典型模式：先是拒絕承認事實，認為媒體的報導不實，按著怪罪可以找到的所有「罪人」，包括「不抵抗的懦夫海珊」與「無能的歐洲」，然後是面對美國巨大權力時的恨意與無力感。

　正如同1967年阿拉伯諸國在六日戰爭中徹底被以色列孤軍擊潰，造成空前的心理危機，導致1950、60年代盛極一時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迅速退潮，以及伊斯蘭主義風潮應運登場的變化模式與經驗所示，美國政府顯然知道伊拉克之戰對中東穆斯林所造成的心理衝擊與後果。華府毫不懷疑部分中東穆斯林對美國的仇恨與敵意會更深，但並未因此走向贊成反戰者的結論──為了避免升高敵意與仇恨，美軍應在伊拉克之前止步。

　華府從未否認戰爭將激化仇恨與敵意的論斷，但也從未接受因此就應該在戰爭之前止步的結論。這反映出華府的邏輯，非常馬基維里的邏輯。

　馬基維里曾提起過一個核心問題：權力者應該被敬愛還是被害怕？何者較佳？對此，這位近代歐洲政治學元祖的答案很簡單：敬愛是自願性的情感，來了又去，被愛的對象很難掌握這種情感的流動。再者，這種情感的後果很難預測。相對地，恐懼是非自願的情感，可以由外部強制施加給當事人，而懼怕之人的行為較容易預測。

　這個古典論證被美國政府視為今日行動邏輯的指針。美國不能保證不攻打伊拉克就可以降低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恨意，但美國知道，如果不攻打伊拉克，中東穆斯林對美國的恐懼就會降低，蔑視感會升高，挑戰的勇氣會成長。因此，美國選擇走向伊拉克之戰。

　伊拉克之戰的勝利，展現出美國巨大的權力，造成中束的反美穆斯林更為反美，但對美國權力的畏懼感也確實因為伊拉克之戰而被強化。正如同1967年挫敗的經驗與後續變化模式，在2003年挫敗與畏懼心理的雙重作用下，中東的反美穆斯林將會關注兩件事。第一，他們會用更嚴苛的眼光質疑著「軍事據點」挑戰美國的能力；第二，他們會用更謹慎的計算來找尋美國的弱點，藉以標定下一步的行動空間和策略。

　伊斯蘭世界這層心理的轉折與期望，將會對「全球反恐戰爭」的主要當事人──「軍事據點」與美國──的行為帶來重要的影響。

　第一，「軍事據點」已遭遇戰略的轉折點，他們正從2001年911事件以降所享有的戰略主動，逆轉為戰略被動。在伊拉克之後，美國已掌握戰略主動，而陷入戰略被動的「軍事據點」，現在必須以行動來證明他們挑戰美國的意願與能力，否則就會喪失其在伊斯蘭世界作為抗美前衛的公信力，社會支特基礎將因此遭到腐蝕，從而漸次在穆斯林世界之中被徹底邊緣化而退出歷史舞台。

　第二，美國今後的行動，將會極力避免以色列「暴露弱點」的覆轍──在1967年至1973年間，以色列明顯地暴露出需要盟國支持才能存活，以及以色列的盟國需要石油的雙重弱點，因而導致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之際，阿拉伯諸產油國聯手發動了旨在抑制盟國對以色列支持的石油禁運攻勢，從而製造出震驚全球且影響廣泛而深遠的第一次石油危機。

　這兩大影響將會造成兩種後果。第一，「軍事據點」現在處於緊繃壓力之中，他們必須在近期內發動全世界看得見的恐怖攻擊來確保威望，攻擊的意願已被新環境所設定，唯一的問題是攻擊能力的強弱。第二，美國今後會更敢於主動作為，現實課題與避免暴露弱點的多重考慮，讓華府會採行乘勝追擊的行動綱領。對華府來說，美國已經在中東穆斯林世界製造有效的畏懼效果，接下來，美國必須爭取中東穆斯林的敬意：為中東帶來穆斯林自己千百年來獨力難以達成的民主、自由與經濟繁榮，而戰後伊拉克的實驗，就是這個戰略的試金石。如果打造新伊拉克的實驗成功，中束穆斯林對美國的情感，將從畏懼與仇恨轉變為敬畏。從華府的角度來看，當敬意與畏懼的元素相互融合，中東穆斯林反美恐怖主義的社會土壤就會腐蝕而消失。

聯合國體制的崩解

　從華府的角度來看，美國在中東導入敬畏的全盤戰略，是發動伊拉克作戰之前即已標定的意圖。意味深長的是，整場伊拉克之戰還帶來重大的非意圖性結果，而此一結果將直接擊潰1945年以降的國際政治體系──聯合國體制的根本基礎。

　在巴格達陷落之後的4月11日至12日，反戰的法德俄三國領袖在聖彼得堡召開緊急高峰會，商討在美國軍事勝利後的制美之策。這三個國家都反對伊拉克戰爭，而美國不顧其反對，逕自走向戰爭，並且贏得快速的壓倒性勝利。整個過程顯示華府並不需要歐洲任何的協助，無論是實質性的協助或象徵性的協助。對俄法德三個歐洲國家來說，這場戰爭的結果意味著他們必須重新界定本國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在伊拉克戰爭之前，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基礎假設是，不論華府喜不喜歡，美國總會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歐洲，歐洲對美國是必需，而非偏好或選擇。但是，伊拉克之戰的過程與結局，擊碎了「美國需要歐洲」的假設。美國不見得需要歐洲，無論是個別的歐洲國家，或是歐洲國家集體。當美國在伊拉克取得勝利，這個關鍵性的假設被證明為非，於是法俄德三國陷入嚴重的地緣政治危機。正是因為看穿法俄德已陷入危機，美國副國防部長沃爾佛維茲才會露骨地說，「法國必須支付代價」。

陷入危機的歐洲三國，連同亞洲的中國，將會採取一個策略來克服危機：設法將美國的行為侷限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框架上，讓華府接受由聯合國安理會扮演戰後伊拉克局勢主導者的角色。這些國家會利用英國不願意和德法決裂的弱點來操縱倫敦，再經由倫敦來操縱華府，並且動用可以動用的其他管道來展開新一波的對美外交攻擊，名義是護衛聯合國等於護衛世界和平。但是，這項以聯合國架構框限美國行為的策略，將不可能讓華府屈服。華府不會將伊拉克戰後局勢的主導權讓渡給聯合國，此一讓渡將重度斲傷美國全盤的中東戰略與前述的敬畏論理，從而否定了美國發動對伊拉克之戰的既定目標，否定著美國自九一一事件以降的「全球反恐戰爭」戰略。進一步，布希政府在美國國內的超級支持率，更讓華府無懼於拒絕法俄德等國的牽制。最後，在技術性的功能上，美國根本懷疑聯合國這個巨大的國際官僚機構有能力處理伊拉克戰後堆積如山的複雜課題，而這種懷疑有其客觀基礎。

　因此，美國與俄法德中等列強在聯合國的新一輪衝突將無可避免。這場行將到來的衝突將進一步撕裂聯合國，加速聯合國作為國際政治體制之功能的瓦解（但不等於聯合國旗下各種事務性國際機構的崩解）。

　這是世界政治史的轉捩點。聯合國體制此一集體安全體制的崩解，意味著1945年創立的舊世界秩序走向消亡之道，無可避免地要讓位給新的世界秩序。在責任追究上，那些反對美國的人們自然會辯稱，摧毀聯合國體制的是美國，但他們也不能否認一項事實，即法俄德中等國的杯葛行動，等於給予聯合國體制最後的死亡之吻，充分暴露了聯合國的行動無能與道德破產。

　自1945年以來，國際「秩序」有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東」「西」陣營的「權力平衡」，此一平衡反映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權力架構之上，「東方」陣營的蘇聯與中國，西方陣營的美、英、法，都有能力阻撓對方陣營的行動。第二個支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法體系，該體系承認國家主權的絕對優位，並嚴格限制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武力行動──當然，這種限制只是法律解釋上，在大多數的場合之中，並不具有實質效力。

　根據聯合國體制的法律邏輯，一個主權國家只有在抵抗外部侵略時，才有使用武力的正當性，至於這個主權國家的權力代表──政府對內的武力行使，則不在聯合國法律架構的限制之內。在這套國際法架構下，極權國家或專制政府對本國國民進行無限制殘殺與鎮壓的行為，都是可以被允許的行為，在法律上沒有爭議，只要這個國家的政府沒有將本國軍隊派到另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上即可。

　當然，在冷戰時代的衝突中，美國與蘇聯不時在一些地區與國家進行著血腥的「代理戰爭」，許多專制統治者則在這些「代理戰爭」中被扶植上台或驅趕下台。儘管如此，反映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東」「西」權力平衡以及國家主權絕對優位的原則，仍被保留下來，並扮演著保護那些殺人魔統治者可以在其國內血腥統治數十年，對本國的人民為所欲為而不受國際制裁的角色。中國的毛澤東、柬埔寨的波卜、非洲的阿敏，以及我們時代的南斯拉夫米格塞維奇和伊拉克海珊，他們滿手血腥的惡政根源，不僅源自於個別國家國內特殊的社會權力結構，同時也源自於以聯合國體制為代表的病態國際結構。

　從1945年到2003年，近六十年的史實表明，聯合國非但無法維護世界和平，經常在侵略與大國揮舞鐵拳之前卻步（美國、蘇聯、中國、法國等國在冷戰時代的對外戰爭，多的是不經由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記錄），而且還鼓勵著專制統治者對本國人民施加無限制的虐政。辯稱聯合國體制崩解等於世界和平的終結，在理論上毫無根據，在現實上也沒有客觀基礎。

世界政治原理之爭

　聯合國安理會在伊拉克問題上所上演的爭鬧，主題不是戰爭與和平的哲學之辯，而是關於限制國家主權的世界政治原理之爭。法國、俄羅斯、德國與中國，都不反對剪除伊拉克所擁有的大規模破壞性武器，但堅持只能通過聯合國武器檢查手段來達成這項目標，並強調從外部推翻海珊政權的任何企圖，純屬非法而不可被接受。在根本意義上，這些國家仍堅持著絕對主權的論理，並據此堅持允許海珊躲在絕對主權的掩護下來經營著他那造成數百萬人民死傷的專制虐政。

　在伊拉克問題浮出之前，美國沒有推翻聯合國體制的明顯意圖，法俄德中等國也沒有這種意圖。在伊拉克問題興起之後，列強展開第一輪外交角力，聯合國體制危危殘喘的僅餘權威被提上祭壇。現在，在前一輪外交角力失敗，美國發動伊拉克之戰，海珊政權快速崩潰之後，法俄德中等國，仍會謀求以聯合國架構來牽制美國，而美國則不會接受這種牽制。兩種力量的角鬥，標誌若伊拉克戰後的世局，不是走向緩和，而是走向新的衝突，並據此將伊拉克之戰的非意圖性結果推向未來的歷史舞台。聯合國罹患絕症的診斷書已經備好簽字。在行將到來的歷史中，聯合國代表的舊式世界政治原理，將被新的世界政治原理所取代，世界政治體系將走向根本性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