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的兩起重要事件，定義著美國2004年總統大選的結構。選戰主軸的選項已被設定，民主黨很難攻擊布希政府的經濟施政，只能在戰爭的問題上作文章，並因此使意外的候選人浮出檯面。

美國經濟表現穩健

　美國總統正進入黨內初選階段，這是美國總統大選的初賽階段。初賽階段經常對選戰的最終階段產生制約性的影響，而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初賽階段，已經由8月29日的兩起事件而漸次被界定。

　第一樁事件是美國商務部公佈最新經濟統計，根據美國經濟在今年第二季的實績表現，將2003年一整年的美國經濟成長率（估計值）從先前的2.4％調整為3.1％。

　隨著第三季與第四季的到來，此一估計值仍有調整的可能性，但從基本面來看，美國經濟第三季的表現將比第二季為佳，而第四季的表現又將比第三季為佳；因而整體而言，美國經濟在2003年有強健的表現，已經可以確定：第一、景氣趨緩無可避免，周期性的下降，其後自然是周期性的景氣復甦；第二、美國的經濟過程明顯受到「全球反恐戰爭」相關支出，尤其是伊拉克戰費支出的刺激。再者，進入2004年，美國經濟也仍有不錯的表現──全球三大先進工業地帶（北美洲、西歐與東北亞）之中，美國仍是表現最佳的經濟體。

　這個經濟現實絲毫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大多數媒體都說美國經濟不好，儘管美國景氣復甦的跡象如此明顯。媒體宣稱美國經濟不佳，主要受到兩層因素的影響。

　第一、許多媒體受到1990年代美國資訊科技產業榮景經驗的影響，一直拿那個年代的經濟標準來衡量今日的美國經濟，卻忘記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必然有內在的景氣循環的周期性變動，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能長期的榮景而沒有衰退與結構重整。因此，這是源自期望不當所造成的期望落差，而不是根據客觀經濟現實而來的經濟判斷。換句話說，這是主觀願望不當而來的誤解，而不是客觀現實本身出問題。

　第二、許多人宣稱，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將摧毀美國經濟，儘管這種宣稱帶有技術性反戰的內涵，亦即本質上是為了反對伊拉克戰爭而推出的經濟主張，但卻獲得許多媒體的青睞，認為發動伊拉克戰爭對美國經濟不利。

　期望落差引起的誤解，將漸漸地獲得修正，人們將逐漸認清，美國仍是全球三大先進工業地帶經濟表現最佳的經濟體。

　至於戰爭對美國經濟不利的說法，與事實剛好相反，戰爭在內在上有助於刺激美國景氣，因為戰爭由美國政府的借貸所支付（赤字預算），總需求增加，從而帶動景氣的上揚。這不是什麼新的見解，這是凱因斯理論的最基礎命題，而凱因斯理論長期扮演著美國自由派經濟理論的主流。有趣的是，自由派的美國民主黨人現在攻擊凱因斯經濟學，而保守派的美國共和黨人現在卻擁抱凱因斯的經濟學教義。

　短期而言，美國經濟表現無虞，若說有隱憂，那麼只有一個重點值得關注：戰爭帶來經濟擴張，因而極可能激化通貨膨脹。由於美國的通膨率偏低，因而理論上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但是，美國政府戒慎恐懼的通貨膨脹，並非不可控制。事實上，國際油價的下降趨勢，將有力地緩和美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因而通膨雖是潛在問題，但還不足以稱為嚴重問題或威脅。不過，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到來，小問題也很容易被放大，因而通貨膨脹仍會是個在政治上引發攻防的議題。

　無論如何，景氣上揚的經濟趨勢，將是一個不爭的現實，而這個事實，勢必影響著美國總統大選行進的方式與樣態。在此之前，許多人，包括美國的民主黨人在內，預期200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將是在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順利，但經濟不佳的環境中進行。根據這種預期，民主黨人的選戰策略，將是選擇主攻經濟議題而忽略外交議題，避開布希施政表現的強項（反恐戰爭）而攻擊其弱點（經濟）。現在，通過美國年度經濟成長率的向上調整，顯示情況剛好和戰爭順利而景氣不佳的預期相反──美國經濟表現不錯，但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卻出現麻煩。

　布希政府的戰爭表現，主要有三個指標：美國的本土防衛、阿富汗以及伊拉克。其中，伊拉克是關鍵。

伊拉克戰爭的泥淖

　8月29日在伊拉克發生的另一樁事件，具體顯示出美國政府正在伊拉克遭遇麻煩。這一天，在伊拉克南部什葉派聖地安納甲夫（An Najaf）發生的汽車炸彈，炸死什葉派領袖巴基爾•哈金（Ayatollah Mohammad Baqir al Hakim），意味著伊拉克什葉派內部的權力衝突勢必加劇，並因此阻礙美國與伊朗的對話。這兩個效果相加，將使得伊拉克的局勢更難管理。

　巴基爾•哈金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評議會」（SCIRI）領袖，伊拉克南部什葉派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伊朗在伊拉克的最重要盟友。在巴基爾•哈金被暗殺前的一個星期，他的堂兄薩伊德•哈金（Mohammed Saeed al Hakim）也在安納甲夫的住處遭到炸彈攻擊。巴基爾•哈金之死將造成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治理評議會」（lGC）成員間原本極不安穩之同盟關係更為動搖，並直接危及美國與伊朗的對話，從而強化遜尼派游擊隊對美攻擊的地位。

　無人出面承認主導巴基爾•哈金的暗殺案，因而只能根據伊拉克的實地狀況進行研判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伊拉克什葉派各派系內鬥所引發。在巴格達、卡爾巴拉、安納甲夫的什葉派領袖們，自美國攻陷巴格達之後，即陷入相互爭奪領導權和對美談判代表權的權力鬥爭。巴基爾•哈金遇刺死亡後，將激化什葉派領袖們的鬥爭，尤其是七六歲宗教大領袖法師西斯坦尼（Grand Ayatollah Ali Sistani），廿二歲的薩德爾（Moqtada Sadr）及巴基爾•哈金的弟弟兼「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評議會」第二號領袖（現在應該變成第一號）的阿布戴爾阿濟茲•哈金（Abdel-Aziz Hakim）──他目前已經是伊拉克治理評議會的成員。

　第二種可能性是遜尼派武裝分子策劃這場暗殺。遜尼派游擊隊最近已改變戰術（如8月19日攻擊在巴格達的聯合國大廈），企圖造成美國控制區的動亂，迫使美軍轉入守勢，藉以取得戰爭的主導權。巴基爾•哈金之死將激化什葉派內鬥，這將讓駐伊拉克美軍更為頭痛，從而使遜尼派游擊隊有更大的攻擊機會。

　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巴基爾•哈金之死的政治效果必然是什葉派各派系的嚴重內鬥，從而在短期內限制什葉派對遜尼派之內戰爆發的可能性──就算事後證明遜尼派捲入了巴基爾•哈金的暗殺案而導致在兩派混居的城市（如巴格達）引爆暴動與流血衝突，什葉派領袖們關切的主題，也將因為巴基爾•哈金之死而轉向什葉派內鬥而非共同對付遜尼派。

　更重要的是，巴基爾•哈金之死，還會對美國與伊朗的潛在合作關係造成不利影響。巴基爾•哈金是伊朗政府在伊拉克境內的最重要盟友，他的死對伊朗是一大損失，使德黑蘭當局對伊拉克什葉派的影響力嚴重受損。在巴基爾•哈金死後，德黑蘭當局必須對局勢重新評估，最可能的研判是：目前伊拉克的局勢對美國不利，因而不急著跟美國妥協，再等一陣子，德黑蘭的籌碼會更多，談判地位會更有利。換言之，從德黑蘭當局的角度來看，由於伊拉克的情勢不安定且流動化，因而不需要馬上就和美國達成交易。在戰術上，德黑蘭當局可以繼續和華府談，但只要美國在伊拉克繼續遭遇麻煩，且只要德黑蘭當局尚未在伊拉克南部找到新的什葉派有力盟友以確保伊朗在伊拉克的利益，這些談判就不會有什麼結果。因此，站在德黑蘭的立場來看，伊朗可以等待，直到在伊拉克什葉派內部獲得巴基爾•哈金的替代人選為止。

　如此一來，美國在短期內將無法取得伊朗在伊拉克的真正合作，這將嚴重限制美國使伊拉克恢復安定與平靜的機會──美國在伊拉克的最壞劇本是，遜尼派的海珊殘部加境外湧入的聖戰士在伊拉克北部展開游擊戰爭，而什葉派則在伊拉克南部發動大眾蜂起。要避免這個最壞劇本，就必須防止北部游擊戰與南部大眾蜂起同時出現，因而必須和南部什葉派達成某種妥協，而妥協之路必須通過德黑蘭，因為德黑蘭當局對伊拉克什葉派擁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影響力。

民主黨的策略決斷

　簡言之，8月29日的兩樁事件顯示，美國經濟遠比一般媒體預期的為佳，但美國在伊拉克的挑戰卻遠比五角大廈的預期來得嚴重且複雜。這意味著200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將在經濟景氣與戰爭遇到麻煩的環境中進行。

　這樣的基本環境制約著民主黨人的選戰策略：戰爭議題為主，經濟議題為輔。在根本意義上，這表示民主黨人只有兩種選擇：將競選基調定調為反對戰爭，或是定調為支持戰爭但反對布希政府管理反恐戰爭的手法，包括攻擊布希政府激怒全球超過十億人口的穆斯林，以及損壞美歐同盟的外交政策等。

　這是兩種極為不同的競選策略。訴諸反戰，意味著如果民主黨人當選總統，那麼這位新總統將必須設法終止布希政府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訴諸支持戰爭但反對管理戰爭的方法，則意味著如果民主黨人當選總統，這位新總統將繼續推動全球反恐戰爭，只是推動的方法有所不同。

　可以想見，民主黨內部必然會因為這個重大抉擇的爭議，分裂為兩派：一派主張直接打反對戰爭牌，另一派則主張不反戰但反對布希政府管理戰爭的手法。無論是這兩派的分裂程度如何，隨著選戰季節的到來，民主黨人必須決定一個清楚的航向，二者只能擇一，不能腳踏兩條船而猶疑不定或模糊曖昧。

　這封民主黨並非易事。自越戰以來，民主黨人便不易採取既支持戰爭但又宣稱可以把戰爭打得更好的立場。在美國經濟景氣轉好的大環境之中，民主黨人如果要選擇反對戰爭的明確立場，前提是必須有民意調查的堅強證據足以證明，美國的民意正在劇烈轉向，先前支持政府推動全球反恐戰爭的壓倒性民意崩盤，大多數人民意外地側向壓倒性的反戰立場。

　這種民意大翻轉並非完全不可能，但就美國的民意記錄及目前的民意動向來看，很難做這樣的預期。第一、最新的民調顯示，儘管美國人民對布希政府推動與管理伊拉克戰爭的政策有些異見，但56％的受訪者支持布希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且有高達69％的民意支持美軍應繼續留在伊拉克──也就是支持美國政府繼續推動「全球反恐戰爭」。第二、在歷史記錄上，美國的民意一旦支持戰爭，短期內便很難轉向──最大一次轉向是越戰，但不應忘記，在越戰最慘烈，越南軍民死傷最烈，戰場美軍傷亡率最高的1965年至68年間，美國過半數的民意仍然支持美國政府的越南戰爭政策。直到美國政府花了十餘年的時間仍無法以具體行動證明可以在越南取勝的1968年以降，美國民意才出現大翻轉。

　簡言之，針對2004年的總統大選，民主黨人可以選擇直接採取反對進行反恐戰爭的立場，但在當前的美國民意趨勢中，這種選擇將冒著極大的風險，屆時民主黨人極可能發現反戰的主張根本獲得不了過半數民意的肯定。

　因此，如果民主黨鑑於民意動向而不能直接反戰，那麼就必須採取另一種策略，推出一位在輿論上具有說服力，支持推動反恐戰爭但又可以比布希團隊更會打仗的總統候選人。

　客觀上，民主黨人決定採取這種選戰主軸的策略，較容易獲得美國國內與國際社會的支持。第一、美國本土安全威脅始終未消，阿富汗的塔利班又已經公開地捲土重來且對喀布爾政權構成戰略威脅，而美軍又在伊拉克遭遇麻煩，確實可以讓一些美國人民覺得布希政府管理反恐戰爭的政策值得商榷。第二、在國際社會上，那些反對布希政府「獨力主義」（unilateralism）的各國政府，尤其是法德俄中等國政府，以及中東的穆斯林諸國政府（如沙烏地阿拉伯），將有更大的興趣聲援民主黨人而不是支持共和黨的小布希。

黑馬出現大爆冷門

　因此，整體而言，民主黨人最可能選擇的是選戰策略是不反戰但攻擊布希政府管理反恐戰爭的能力。不過，要推動這個選戰策略，民主黨人就必須推出讓美國選民覺得有管理戰爭能力的候選人。這對美國的民主黨人而言，不是一件易事──和共和黨相較，民主黨人較欠缺戰略專才，在外交政策的記錄上，不良記錄遠勝於良能記錄。在戰略專才稀少的情況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前任司令官衛斯里•克拉克（WeSley Clark），便可能突然變成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浮出檯面將是一次大爆冷門的戲劇性演出。

　在最終分析上，除非民主黨人決定把前途賭在美國民意的意外大翻轉而選擇反戰作為選戰主軸策略（這種作法的風險太高），且這位反戰的民主黨人贏得美國總統大選（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否則，在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不管哪一黨執政，美國的國家戰略仍會以繼續推動「全球反恐戰爭」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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