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所謂「民運人士」王炳章最近在紐約放話說，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運到台灣的七十噸黃金，是屬於中國大陸人民的錢，應還給他們。類似這種觀念，普遍存在於當今中國人民的腦中，他們認為，因為有了這七十噸的黃金，才有台灣的經濟發展。言下之意，台灣的經濟發展沒什麼了不起，是犧牲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利益換來的。

　跟以上言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另一種言論，過去普遍流行於蔣介石統治集團（及其擁護者）的口中，他們常對台灣人民說，因為有「民族救星、時代的舵手、世界的偉人─蔣公」來到台灣勵精圖治，才有台灣今日的繁榮富裕。

　以上的兩種言論，一者出自對岸那個企圖侵吞台灣的中國，一者出自於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其思考模式則是如出一轍。只可惜這種政治神話，是經不起歷史知識的檢驗的。

　從近代史來看，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不僅發展的軌跡不同，而且落差甚大。

　台灣一進入歷史時期（約自荷蘭時代起），即已出現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雛型，且出現轉口貿易，開始躍入世界海洋文明的體系中，與中國大陸自給自足的封建式小農經濟不同。

　鄭成功父子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依然暢旺，滿清帝國閉關自守，封鎖台灣，但是鄭氏政權反因此在台灣更加發展國際貿易，海洋商業性格成為台灣以「海洋小國」抗衡「大陸大國」的利器。無怪乎郁永河在其《裨海紀遊》中說：「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

　鄭氏的東寧王國被滿清帝國併吞後，台灣的國際貿易萎縮，台灣的商業發展 由國際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但自1720年代起，「郊商」（貨品進出口的商業集團）興起於府城（台南），繼而發展到鹿港、艋舺（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胛」），台灣的海洋商業性格蠢蠢欲動。

　果然到了十九世紀六○年代後，台灣開港，世界各國商船穿梭於淡水港，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滿清帝國境內，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貿易順差幅度逐年擴大，出口長期保持進口的一倍多。1868─93的廿五年間，台灣出口增加10.5倍。

　1885年台灣設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台灣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足見臺灣的經濟快速成長早在清末時期就開始出現。這種成果，是台灣社會具備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有以致之。

　再經歷半世紀的日據時代，台灣雖接受不平等的殖民統治，但卻同時擺脫中國社會的戰亂與動盪，歷經五十年後，台灣與中國社會落差更大。

　試以最足以代表一個社會的工業化程度和生活水準的發電量做比較。1936年，全台灣人口僅中國大陸人口的1.2％，但卻使用全中國大陸23％的發電容量裝置；1944年，全台人口是中國大後方的2.1％，卻使用了中國大後方的442％發電容量裝置。如果以每人平均分配發電容量作一比較，1936年平均一個台灣人的分配發電容量是中國人的17倍，到了1943年，更高達233倍。

　再試從農、工業產值比來對照。1932年台灣的農業工業產值比為6：4；1937年為5：5。而中國大陸在1933年的農、工業產值比為9.3：0.7。可見台灣的工業化程度遠超過中國大陸。

　總之，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遠高於中國，是早在蔣介石來台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歷史事實。台灣的經濟發展實力，早有它的歷史的結構性因素使然，豈是「偉大的民族救星」及「七十噸黃金」的恩賜？

　再說，當七十噸黃金帶入台灣的當時，正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面臨共產黨的革命，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大陸經濟體系正迅速走向崩潰，台灣受其牽累，加劇台灣經濟的混亂。而國民黨政權的潰敗，大批軍民陸續逃入台灣，一時人口驟增，帶給台灣社會更大的壓力。

　終戰之初，台灣人口僅六百多萬，但從1946到1952年的七年間，台灣共增加了兩百多萬人口，（其中以1949年增加72萬人最多）。這些突然湧入的人口，又不是第一線生產線上的人口，因此，台灣一時要承受的經濟壓力是不言可喻的（至於社會壓力更不在話下）。

　人口增加最多的1948年和1949年，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1949年6月台灣的物價指數，已是「光復」之初的 7000多倍。令人難以忘懷的「四萬元換一元」的新台幣發行，也在此時開始。台灣此時要承受這樣的經濟與社會壓力，又豈是區區七十噸黃金所能紓解？

　靠政治神話吃定別人的霸權侵略者與外來統治集團，請認清歷史再撒野吧！有志氣的台灣人不吃你們這一套！
(http://southnews.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