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精神資產與現實政治

　今年三月七日是雷震逝世四十七周年，應邀到臺北參加「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成立大會。通過大會活動中學者專家的介紹，以及自己做些功課，對雷震的精神資產有進一步的認識。

　五○年代，雷震在台灣辦「自由中國」雜誌及一九六○年因為組黨被國民黨政權判刑十年時，我正在中國大陸生活，那裡的資訊封鎖，對此毫無印象。七○年代中期到香港，對台灣也還缺乏認識，後來知道有雷震事件，但是，他的「名氣」還不如身為文化人的柏楊、李敖，雷震雖然也辦雜誌，但是，政治人的身分，多過文化人。

　通過對雷震精神資產的進一步探討，我認為對雷震精神資產的認識，有多方面的意義，也慨嘆即使台灣本身，對此也還沒有充份發掘。就是這次大會，台灣媒體也沒有給予充份重視。其實台灣目前所面臨的一些問題，雷震在當年就有所察覺和認識，他的先知先覺，現在應該拿來探討，以破除一些迷霧。

　一，雷震事件與族群迷失

　雷震是浙江人，也就是台灣統稱的「外省人」，與蔣介石是大同鄉，應佔有族群之利，但是，結果還是難逃囹圄之災，原因他是追求自由民主。這就說明，台灣的民主化，與省籍無關。

　雖然日據時期台灣也有民主運動，但是，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雷震的民主大旗石破天驚，此後民進黨前身的「黨外」發揚光大。一九七○雷震出獄後，本土的台獨人士就與他有密切聯絡（如現在還活躍在政壇上的陳菊），後來身為律師的「黨外」律師陳水扁、謝長廷、周弘憲等也為雷震案件的賠償訴訟做過許多努力。

　到民進黨執政後，經過政府與身在海外雷震後人的努力，才有這個基金會的成立。可見民主運動不分省籍（也不分國籍），借省籍問題挑撥離間說外省人有甚麼「原罪」，是歪曲台灣的民主運動，阻擋台灣民主運動的健康發展。

　二，從「獨裁反共」到「民主反共」

　雷震原來是「體制內」的，甚至還得到蔣介石的重用。抗戰時期他擔任過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勝利後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包括中共在內各黨派人士的聯絡溝通。雷震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戰後制憲時期的國大代表，使他對「監察」與「憲政」有一番執著。

　因此，到台灣後，雖然在「反共」這一點上與蔣介石立場一致，但是，在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真正根據憲法提出建言與宣揚民主自由思想而被當局不斷打壓下，雙方就漸行漸遠，以致在一九五四年被開除國民黨黨籍。後來更因為要組織反對黨而被當局判處十年徒刑！這時的雷震，政治立場已經從「獨裁反共」轉為「民主反共」而不容於國民黨與蔣介石了。

　看看如今的台灣社會雖然已經走上民主化，但是，一些人的反共意識薄弱，那些「獨裁反共」者在民主制度下不惜與共產黨同流合污而成為「民主親共」了。當年「獨裁反共」，是因為國民黨的獨裁還不如共產黨的獨裁，特別是經濟上還是私有經濟，而共產黨連經濟上也是獨裁。

　今天台灣藍綠分野，表面上是「民主反共」與「民主親共 」的區別，但「民主」而能「親共」就顯得非常荒謬了，因為共產黨的獨裁制度與民主制度根本水火不相容。因此，有理由認為「民主親共」者的「民主」只是遮羞布而已。

　三，雷震「中華台灣民主國」的內涵

　雷震出獄不久，正好碰上中共將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面對新形勢，他在一九七二年發表「救亡圖存獻議」，建議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實行民主政治，並同步召開制憲會議，制定新憲，甚至表示反對台灣與中國建立類似大英國協的關係，也不贊成以「自治領」的方式界定雙方關係。

　這個「中華台灣民主國」包含了幾個概念：第一，以「民主」作為建國理念；第二，以當時台灣及其一千四百萬人作為國土和人民；第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第四，「中華」應是血緣與文化上的傳承。

　這個獻議還包括新憲的具體內容，例如政府的架構，因此，雷震的主張基本上是「兩個中國」的主張，甚至與「邦聯」或「聯邦」沒有太大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他把「台灣」放入國號之中，是借此「使台灣人覺得自己是主人而不再搞分離運動」。十幾年後蔣經國的「崔台菁」，應該也是受到雷震主張的啟發。

　然而至今為止，中共連「兩個中國」也不承認，千方百計矮化中華民國與台灣的主權，逼使台灣走上「一中一台」的道路；而當年跟隨蔣介石來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對以往獨裁統治與壓迫台灣本地人也缺乏應有的反省，在政黨輪替後因為長期的優越感而表現得不服氣，以煽動「危機感」來破壞族群團結，甚至不惜「聯共制台」，從而背離了當年雷震「中華台灣民主國」的理念，這是台灣的不幸，也是中國與台灣民主運動的不幸。

　在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成立大會上，陳水扁總統親來致詞，民進黨主席游錫堃也發表講話，在他們離開後，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來向雷震的家屬鞠躬致歉。馬英九有這樣的擔當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惜他發表的講話，畫虎不成反類犬。

　馬英九說，雷震反共，為何還會被當作「匪諜」判刑呢？因為當時國共對立，所以，把對政府的批評當作「匪諜」。因此，他總結教訓說，如今也不應該把對政府的批評當作「賣台」，或者是「中資」。

　馬英九此說，是對雷震案件沒有真正的認識。蔣介石之所以對雷案親自作指示，不是雷震與共產黨有何勾結，而是他的民主理念不容於獨裁的蔣介石，「匪諜」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這與如今國、親的一些政治人物去「聯共制台」完全是兩碼事情，這些人留戀昔日類似共產黨的獨裁風光，把他們比為雷震，是對雷震這位民主先驅的褻瀆。至於「中資」，是指去年新聞局審查TVBS是否中資的問題，不能因為它激烈批判政府，就可以否定它的中資地位，並享有違背法規的特權。

　從馬英九對雷震案件的錯誤認識，實在難以指望他對國民黨能進行真正的改革，並且對台灣的民主運動能有所貢獻。也難怪近來馬英九對台灣國家定位的講話惹出那樣多的風波。

　在三月七日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成立以後，臺北出現三個群眾遊行的場面：
　三月十二日，國民黨舉辦「拚生活，救台灣」的遊行，兩三萬人參加，黨主席馬英九親自帶領民眾上街頭，並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立法院長王金平同台向陳水扁總統嗆聲，要陳水扁下臺。
　三月十八日，民進黨主辦「護民主、反併吞」大遊行，十七萬人參加，陳水扁總統、呂秀蓮副總統、行政院長蘇貞昌及民進黨主席遊錫?都出來講話，向中國嗆聲。
　三月十九日，親民黨主辦「三一九全民嗆扁」活動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參與者少多了，因為再翻兩年前槍擊案舊帳人們的興趣已經減弱。

　連宋王馬四人訴求重點各有不同，相同的只是反扁立場，一些參與者嗆扁又嗆馬，嫌馬反扁不夠兇狠，使馬英九十分尷尬。

　上述的遊行，一邊是反對中共霸權與維護台灣的主體地位與民主精神，一邊是內鬥而志在奪回失去的政權，孰是孰非本來很清楚，但是「利益掛帥」，不惜搞亂台灣內部，令中共得益。如果他們有一點雷震的理念，台灣政局又何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