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謝志偉專欄 首頁

「余」「光」「中」

 先別急,本文取名「余光中」另有其義,讀完您就知道。

 我當過國文老師。那是1980年10月到1982年5月,我服預官役的後半段。我是以德文碩士預官身分報考士校英文教官,結果錄取為國文教官,被分配到中壢山仔頂兵工學校。報到時,我們一夥大約八、九個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國文等科的預官少尉教官,就在兵工學校行政大樓一樓走廊分別走進兩個辦公室報到──右邊那間為普通學科,簡稱普學科,左邊那間則為政治教育組,簡稱政教組。

 令我甚為詫異的是,英、數、史、地等教官均屬普學科,唯獨國文教官是與政戰官科的職業軍官同歸政教組!換句話說,在那個戒嚴時代裡,「國文」一科在國民黨眼中不是為語文教育存在,反是為政治教育而設,是鞏固青年軍校生的工具。當時每個月(或甚至每個星期?)總有那麼一次,辦公室裡老老少少十來個政戰教官和國文教官就地開起國民黨小組會議,這時我和另一個亦未入黨的預官就有約兩個小時的空檔出去校園逛,或打籃球或打撞球。

 二十二年過去了,即便已經解嚴十五年了,即便政黨已經輪替了,儘管據說,全面性地「中國化」色彩已不得不漸次消退,但是,從小學到大學的國語文教育,連同史地課程,卻依舊大剌剌地在遂行著「去台灣化」的反動功能──就以日前我看到的今年大考中心的國文科試題為例好了,第壹部分選擇題佔六十七分,第貳部分為非選擇題佔三十三分,總分一百分。

 第壹部分跟台灣這塊土地有直接關係的只有第四題的「白先勇」,第五題的「第八號當鋪」,第六題的「余光中」及第二十六題的「霹靂布袋戲」。而偏偏「白先勇」三個字卻只是被用來拈出「他改編湯顯祖的《牡丹亭》」,而該題考的即是《牡丹亭》裡的文句,卻非《台北人》,更不是《孽子》。至於第五題的《第八號當鋪》雖然是台灣拍的連續劇,然而莫忘了,這齣連續劇的內容卻是上承民國初年、甚至遠溯之前的中國朝代,這些皆非台灣經驗,而再看其考題內容,與上題《牡丹亭》考的一樣是「文言文」。

 我們再看「霹靂布袋戲」這一題,出題者寫著:「霹靂布袋戲常藉詩句介紹人物的特徵╱…╱這種做法,可溯自元雜劇的人物上場詩。下列上場詩,適合介紹「貪邪尖狡」的選項是:(A)我做將軍有志分,上陣使條齊眉棍,別人殺的軍敗了,我撿前頭打贏陣…(B)…(C)…(D)…。看吧,弄了半天,考的還是「元雜劇」!最後,如果有人對第六題的「余光中」抱希望的話,對不起,這回,春天不從高雄出發,這裡考題是出自他的〈山東甘旅〉!

 細數這份國文考卷裡凡有出現「人名」的另有:

 第二題的文章作者,生在南洋,學在台灣,常居香港、倫敦的「董橋」,該文提到了「王羲之」,
 第三題的「秦始皇、李斯」,第七題的「范仲淹、伊尹、伯夷、莊子、柳下惠」,
 第八題的「艾子、齊宣王、堯」,第十一題的「晏殊」,
 第十二題的「白居易、馬致遠、曹雪芹、劉鶚」,第十四題的「孟軻、荀況、董仲舒、韓愈、程頤、朱熹、王守仁」,
 第十五至十七題組考的則是《水滸傳》兩個不同版本的片段之文字比較,故通篇寫的皆是「武松」。
 第十八題至二十題考的亦是題組,考的是一篇談「達爾文之《物種起源》」的文章,因此在第十九題裡出現了「賴爾、海克爾、達爾文、馬爾薩斯、赫胥黎」等外國人名。
 第二十二題考的是「氣」之概念,題裡出現了「柳宗元、蘇軾、孟子、曹丕」,
 第二十四題出現的是「孔明、雲長」,
 第二十五題考的是「黃鶴一去不復返」,雖未提作者名,卻也遙指唐朝的「崔顥」也。
 第二十七題考的是十六世紀清朝人張潮的《幽夢影》。
 第二十八題和第二十九題沒人名,考的卻分別是「螟蛉子」和「韻文」。

 選擇題至此結束,非選擇題共兩題,第一題和第二題全無人名,第二題是結尾題:作文──偶像。

 通篇考題,可以說是無一題和台灣近百年來的文學史有關,賴和、李喬等人都不如個英國人達爾文和所謂的「兩岸三地人」董橋!讀者諸君,到此,任何學子看到這樣的考題,您想,可能會有人知道或敢把,容我隨舉數例,「賴和、吳濁流、楊逵、蔣渭水、鍾肇政、雷震、殷海光、呂赫若、林茂生、傅正、廖中山、張忠棟、黃信介、盧修一、江鵬堅、鄭南榕、陳文成」等人當作「偶像」來寫這篇作文嗎?至於當今的人物如「林義雄、鄭清文、李喬、林建隆、李敏勇、李登輝、陳水扁、彭明敏、辜寬敏」等人就更不必談了!(對不起,沒有列出女性同胞)。

 朋友們,這就是解嚴十五年,政黨輪替第五年的國文考題!一言以蔽之,正是「余光中」之謂也:別的都不要,「余」「光」要「中」國也!那些對「教改」又批又罵的父母親們,您說句話吧!那些口口聲聲喊冤的泛藍朋友們,說句話吧!泛綠的執政朋友們,想個辦法吧!四大族群的台灣人,醒醒吧!

 在此,我不能不想起吳濁流的短篇小說〈先生媽〉。在這篇以日據時代為背景的小說裡,一個沒受教育的台灣母親對自己當醫生的兒子之背棄台灣意識而認同外來日本政權的行徑,以幾近鄙視的態度予以抗衡,致有學者指出,此處之「先生媽」實乃「罵先生」之隱喻也。先生者,不必為「醫生」,指「老師」亦可也。

 大學指考國文科怎麼考,就反映出或引導著高中國文怎麼教。為何剝奪我們的孩子認識、接觸台灣文學的機會?因為讀了〈先生媽〉,我們不但會問,台灣人在緊接著後來將近半世紀的中國國民黨之統治下,表現有比較「正常」嗎?我們不也會去思考,何以吳濁流在三十年後寫自傳體的《台灣連翹》時(1971到1974年,莫忘了,1971年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的一年),會寫出以下的話:

 「光復以後已二十六年,作一個國民,非講不可的時候,是應當勇敢發表的。可是,事實上卻無法盡情地說。這就是殖民地性格的奴隸性。這奴隸性,在光復的同時,就應該剷除了才對,可是卻殘存著。

 然而,有人說這種奴隸性,也感染了光復後的青年。現在的青年,也和日本強佔時期,宛如從父母遺傳過來一般,有不爭氣的性格的青年很多。」

 吳濁流的反省和感慨不正點出了,台灣被中國國民黨和日本政府兩者皆為「外來政權」統治的共同後遺症嗎?1974年年底,以日文撰寫的《台灣連翹》完稿,吳老將之交給鍾肇政,並不立即發表,後在遺言中表示,必須再等十年後才能公諸於世。這不是對國民黨當權者的另類「無言而有話」的抗議嗎?這不是以身作則來驗證他自陳在己身所發現而引以為憾,甚至引以為恥的「奴隸性格」嗎?

 內容自1900年出生,止於民國38、9年的《台灣連翹》最後一段是吳老留給後世作家的囑咐:

 「年輕作家們,民國三十八、九年以後,你們應該比我有更深的經驗,更廣的見聞才是。我相信,這些都是你們的文學資本。有那麼一天,必定會百花燦爛,競相綻放的,我就這麼堅信著擱筆吧。」

 不兩年,1976,吳老離開人世,回顧他前述那些話語就像李喬小說〈泰姆山〉裡二二八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余石基臨死前撒下一把相思樹的種籽,然後說:「當雨水來的時候,有些種籽會發芽。當春天來的時候,這裡是一片一片相思樹苗了。」

 當春天來的時候…──吳老有幸沒看到、聽到余光中在三二○後到中國演講時抨擊民進黨執政後的「去中國化」及「台灣化」,並對他居住在高雄一事,表示「由於高雄是民進黨的大本營」,他實乃「身在曹營」。不然吳老身後有知他會說:一百年前,外來政權相繼來到台灣,自此春天從台灣出發,離我們遠去,一個世紀至今,再沒回來。有詩為證:

  春天曾經臨寶島,不料引來狂風掃
  一個世紀不算少,兩個外來惹人惱
  悲情不敢當債討,幾番歲月催人老 
  秋冬熬過春何在,至今猶須夢裡找

http://www.southnews.com.tw 200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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