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歲以上的人應該都還記得，在戒嚴時代裡，電視台三不五時會派出記者採訪人民對政府的印象。受訪者的職業從區公所的工友、私人企業的職員、政府機關的公務員、種田的老農民，直到學校裡的男女學生，每一個都感激不盡地表達了對政府德政的千恩萬謝。一九九○年左右，有一位民主前輩跟我提起這件事時，他就跟我說了在他們的小團體裡流行著一個相關的笑話，聽了後，至今想起，仍令我忍俊不住，記錄如下：

　記者：「阿伯，您今年幾歲？職業是什麼？」
　老伯：「我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我是退休的小學老師。」
　記者：「可以談談您對咱國民黨政府的感覺？」
　老伯：「我對政府的看法，只有『感謝』兩字。」
　記者：「那您最感謝政府什麼？」
　老伯：「我最感謝政府給我快樂的童年。」
　記者：「咦，可是你小時候，國民黨不是還沒來台灣嗎？」
　老伯：「是啊，所以才快樂啊！」
　記者：「＄＃％＆＊？！」

　我會想起這個笑話，跟日來兩則新聞有關，其一是新科立委蔡英文在美國說：「台灣即便改變國號，也不是改變現狀」。其二則是，同樣在美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回應其支持者對「橘子可能變綠」之質疑的話：「親民黨創黨以來堅持反對台獨，維護中華民國的路線從來沒有改變」。在這兩則新聞裡，我們看到了「一個現狀，兩個現實」的有趣現象。這「有趣」的背後，至少就我個人來說，值得分疏。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拿到博士學位後，即自德國返台任教。當時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剛結束一個月，暌違五年的台灣依舊處處可以感受到黨國體制的怪誕與荒謬。學校外，在戒嚴尾聲裡強行攻堅成立，卻「無法」可登記的「非法」政黨──民進黨──「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是「破壞社會、背叛國家」的總集合，而所有社運團體，只要不是中國國民黨掌控的，一律被視為是「民╳黨的同路人」。各大學校園裡，教官照舊大剌剌地招募中國黨黨員，打學生操行分數，決定哪些不聽話的學生能否考預官等等，校園上下，黨部運作一切如常，而另一方面，方興未艾的異議╱學運團體早已此起彼落，不顧打壓地成立了。在這樣的氛圍下，我作了回國後的第一場演講，講題自訂為《師者，所以傳道、授業、「攪和」也》。

　之所以將「解惑」代之以「攪和」，是因為，我很快就發現，在將近四十年的全面黨國教育荼毒下，大部分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把「現狀」視為是理所當然、不可更動、不容取代、甚至是最好的。換句話說，戒嚴時代裡，在我們的教育裡面，在我們的報紙裡面，在我們的電視裡面，說起「政府」，每個評價都是「正面的」，沒有「批評」，沒有「質疑」，甚至連「建議」都沒有。簡單一句話，「現狀」根本就是人民肯定政府的「獎狀」，而這張「獎狀」就被中國黨當成是繼續霸佔台灣的「權狀」。

　從而可以證明，儘管當年我們每個高中生都必讀韓愈的〈師說〉，但是只要指涉到社會、政治、歷史等範疇，那就肯定是「道照傳，業照授，惟無『惑』可解也」。理由很簡單，黨國教育之目的正是要萬千學子認識現狀、支持現狀、鞏固現狀，必要時，甚至起而「捍衛」現狀也，如何而能有「惑」？蓋「惑」者，有「二心」也。一旦有「二心」，則意味著有別的選擇，既有別的選擇，對「現狀」的「義無反顧」就有可能會轉成「猶豫不決」，而一旦開始「猶豫不決」，就意味著「優缺點」的比較 ，結果就是： 咦？原來「現狀」也有「缺點」。

　任何人一旦意識到現狀也可能有「缺點」，或至少有「疑點」，則「無惑」的教育就可能從「現狀的缺點」轉成「窘狀的缺口」。這點，中國黨也不是省油燈，它早有軍警情特加媒體和司法所形成的綿密鉅網防備著，──那些因覺醒而由此缺口溢出的「漏網之魚」很快就會注意到，「禍從口出」是什麼意思了。至此，我們終而清楚地了解到，中國黨的戒嚴教育之目標，不但不在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養成「心裡有疑惑就應該說出來」的習慣，反而是在戕害之：「小心你心裡想的話，凡是可能改變或質疑現狀的想法，最好不要有，若有，最好別說出來」；「禍從口出」的負面影響就這麼取代了「惑從口出」的正面價值。

　幾十年下來，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不是「從來就沒有養成質疑現狀之正當性的習慣」，就是由於驚懼心中的「小警總」而秉持著「閉口以避禍」的原則來看待台灣「現狀」的態度。結果就是，解嚴至今都已快二十年了，我們還會看到一堆面對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時，猶在歇斯底里地哀嚎著「誓死捍衛中華民國的現狀──從國號、國旗、國歌到憲法──絕對不容改變」的台灣人，是可悲、可憐，抑或可恨？

　蔡英文的一句「台灣即便改變國號，也不是改變現狀」，事實上是以「主權在民的普世價值」為基礎的現狀，已是說得如此委婉，卻仍免不了泛藍人士的交相指責，這更證明了，泛藍的現狀依然是以戒嚴時代的「黨國思維」為底盤的現狀。無怪乎，於蔡英文，人民對現有國號的「正當性」既已心存疑惑，並確認其「有效性」已出問題，則視需求改變國號、國旗等符號，正是實踐「主權在民之現狀」的合憲行為，是「惑從口出」的正當展現，何怪之有？而於泛藍，同一事情卻能得出為「挑釁中國，背叛我國」的結論！寧不荒謬？

　為了證明教育之目標可以跟中國黨的不一樣，我就介紹一篇德國中小學的「國文教材」為例，以供參考。那是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德國的漢律希•波爾（Heinrich Boell，1917-1985）在一九五二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霸累科家的天平秤」（Die Waage der Baleks），內容簡介如下：

　時間是一八九九年，地點是當時仍屬奧國的布拉格附近某地。該地唯一可提供工作機會的亞麻廠及週遭的廣大林地均屬霸累科家族。至少五代以來，村中男女，一律受雇於亞麻廠。雖然很多人因為長期吸入製造亞麻時所產生的灰塵而導致肺癆（今謂「工殤」），他們仍是一群溫馴且知足的人。孩子放學就鑽進樹林裡採蘑菇及香料和調味藥草。這些收穫都只能以超低價賣給領主霸累科家，因為是他們特許這些孩子進林子的。

　故事中的主人翁法蘭玆（Franz）是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同儕中最為勇敢，從七歲開始摘採蘑菇藥草後，再陰暗的樹叢，他都敢鑽進去一探究竟。孩子們採集的成果就直接由霸夫人在一間特為此用的小屋裡照秤收購。交易工具則是一座裝飾華麗，看來很有歷史及傳統的金銅天平秤，旁邊還放著一個糖果罐，霸夫人心情好時，就會順手抓一顆糖賞給小孩子吃。

　在霸累科家族專為村人訂下來的許多不成文的法律裡有一條是，村人不得在家裡私置天平秤，任何人犯了此禁，將立刻失業，並須搬離家鄉。這條禁忌已經如此年久月深，沒有人想得起來，到底是何時以及為什麼出現的。而由於那座天平秤看起來挺有威嚴，不像會有問題的樣子，也就沒人想到去違犯這條禁令。

　一八九九這年，奧皇決定在一九○○年元旦將霸累科家封為貴族，霸家乃宣佈，除夕那天賞賜村裡每戶人家進口純正巴西咖啡一包，重四分之一磅（約為一二五公克）。當天下午法蘭玆就代表自家及三戶鄰居去堡裡領咖啡。到了堡裡，霸夫人正上下忙著。小屋裡只有一個女僕和四包一二五公克的原裝咖啡，桌上天平秤的秤盤上則仍放著一顆上寫二分之一公斤（即五○○公克）的砝碼。女僕伸手進罐裡想給法蘭玆一顆糖的時候，卻發現糖罐子空了。於是，她就讓他一個人在小屋裡等，自個兒補糖去也。

　小男孩一伸手就抓起那四包咖啡往另一個秤盤上一擺，結果，他吃驚地發現到，放著二分之一公斤砝碼的秤盤竟然低沉在下，而那另一個放著四包一二五公克的秤盤則是高昂在上，至於當中的指針當然也不在正中黑線上，而傾向砝碼那邊了。法蘭玆掏出一向放在口袋裡的小石子來，一顆一顆地加上去，直到第五顆，兩盤平衡了，指針才正指中央黑線。

　女僕回來時，法蘭玆拒接糖果，也只肯拿三包咖啡，只說要和霸夫人講話，但是女僕不准。於是，他手裡緊捏著那五顆小石子，提著三包咖啡，走了兩小時左右，過了好幾個村子 （他知道，他們家裡都沒秤），才到了另外一個城裡的藥房。他請藥劑師用藥秤稱那五顆小石子，一稱，是五十五公克。霸累科家的砝碼超重了十分之一！

　法蘭茲連夜趕回家裡。被爸媽揍了一頓後，他就拿出自己記錄所得的小簿子算將起來。算到半夜，他向他父親說了他發現的事，並說：「霸累科家欠我十八馬克三十二芬尼。」

　第二天一早，霸累科夫婦乘著已打上貴族徽記的馬車來到教堂時，發現每一張臉都是鐵青的。當霸夫人問法蘭玆，為何沒拿走咖啡時，他當眾掏出那五顆石子說：「因為你還欠我五公斤的咖啡！因為你家公正的天平秤上的砝碼超重十分之一！」

　同一時間，有人潛入堡裡那間小屋，偷走了天平秤及一本上載每筆交易的大帳簿。大年初一整個下午，村人就聚在法蘭玆家計算前後五代共被騙了多少錢。清算已累積到幾千金幣，而還沒算完時，治安隊長就已帶著武警殺了進來，搶走了天平秤，帶走了大帳簿。法蘭玆的小妹當場被流彈打死，武警收隊，村人收屍。

　接下來幾星期，各村騷動，亞麻廠停工，最後武警威脅村民，若再繼續罷工，就統統抓起來。然後，霸累科家又硬逼著牧師，在學校裡公開操作那個天平秤並宣稱斤兩輕重完全正確無誤。結果，村民又回去工作了，但是沒有人肯進學校去看那齣戲。

　法蘭玆一家被迫離開家鄉及小妹的新墳。他們不在任何一地久留，因為他們實在看不下，每個地方的秤都有問題。而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他們還願意告訴他有關霸累科家以及那座天平秤的故事。但是，幾乎沒人有興趣聽這些。

　這篇故事從六七○年代起就被許多德國中小學拿來作為國文教材。由於它兼及「禍從口出」及「惑從口出」兩者間的弔詭關係，所以非常適合拿來作為討論「傳統、現狀、權力」之主題。我們可以想見，納粹帝國能橫行十二年和人民的溫馴及政權的洗腦教育有一定的關係，這篇就是當年我回國後在第一個演講裡所用來「攪和」的基礎。沒想到，將近二十年過了，它依舊有效。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台人本非冷冰冰，洗腦洗到頭暈暈
　　禍從口出人人驚，惑從口出才正經
　　法統傳統靠大兵，老Ｋ的話不要聽
　　你我不再努力拚，台灣國家永難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