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是一種權力的展現，「被命名者」與「命名者」之間也存在著從屬關係。這點在《聖經》的〈創世紀〉裡呈現得非常清楚：上帝造了地上、天空和海裡的動物後，交給同樣為祂所創之「人」來主宰，由其一一「命名」，並謂：「人」說了算。命名者「呼」，具主動性質，被命名者則「聽」，呈被動性質，這點譬如在當代德文裡尤其特別顯著：德文裡的「聽」（hoeren）和「屬於」（gehoeren），甚至「受制、受惑於某人」（hoerig）皆出於同一詞源。

　若依〈創世紀〉裡的文字來看的話，「命令」之展現，又是以「禁令」為最優先之形式，蓋上帝將「人」放進「伊甸園」（天堂樂園）後，告訴他，可以吃園內樹上所有果子，但不可吃善惡之樹的果實，否則他將會「死亡」。「不聽」就會受到「處罰」，果不其然，後來「男人」和「女人」（即亞當和夏娃）都受到處罰，從而，「處罰」和「命名」一樣，也是權力展現的一種。而若以音訓義的話，漢語裡的「聽」和「停」是否有前述關聯，也可供意者參考。

　從古至今，由東到西，「命名權」一直在被重複使用著。十四、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以迄於今，從大西洋彼岸的「America」到這邊的「Ilha Formosa」都是例子。當然，眾所皆知，我們之自稱「遠東」（Fareast），其實最為離譜。不過，若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命名」的話，最貼近《聖經》裡〈創世紀〉原型的例子，恐非英國作家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魯賓遜漂流記》莫屬。

　船難後漂流到一個荒島上的白人魯賓遜「救」了一個「野人」的命，使他免於被其敵人吃掉。野人趴在地上表示「臣服感激」之心後，把魯賓遜的一隻腳放在他的頭上，也展示了要「終身作他的奴隸，為其效勞」的心願。剛好那天是星期五，魯賓遜就為他取名「星期五」，然後教他說「主人」，並告訴他，「這是我的名字」。對照「星期五」這個名字的「任意性」，「主人」本是身分，卻從普通名詞升級為「專有名詞」，尊卑立見，正彰顯了「命名」者的權力之所在— 當然「被命名」者有時亦會因命名者而沾光，此即中國的「賜姓」制度。如鄭成功（1624-1662）在明帝國亡後，由唐王賜與朱姓，民間甚至就直接以「國姓爺」三字來指稱「鄭成功」了，也是個由普通名詞升級為專有名詞的例子。而如果生前來不及賜姓，死後還可以「諡名」，也就是說，命名者的權力和光環是無遠弗屆，力透生死的。

　值得一提的是，「主人」不但救了「星期五」的「身體」，也拯救了他的「靈魂」：在「主人」的教化下，「星期五」很快地就學會講英語（不必多媒體，只靠一對一，推動全民英檢的人要羨慕呆了），同時也變成基督徒。說主人的話，信主人的教，吃主人給他的熟食（例如羊肉），不再吃人肉，還開始「穿衣服」，這些當然反映了十七世紀歐洲的優勢文化想像及帝國主義思維。放到台灣來看，「星期五」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命名者」的主宰權力和文化優勢都是多方位的，也讓我們意識到，「台灣正名」會如此困難，正是因為那些大中國主義者從來就認為，中國國民黨除了將「中華民國」四個字帶來台灣外，還把五千年的泱泱中原文化引進台灣這個化外之地，正是「微老Ｋ，汝其披髮左衽矣！」易言之，「台灣」在他們的心目中，永遠就是「星期五」，而「中國」當然就是「主人」了，此所以許歷農、郝柏村及先前的郁慕明扭捏半天，現在願意回到「中國國民黨」之故，蓋對他們來說，自從李登輝從「台灣星期五」變成「中國主人」的那一天開始，對他們來說，只要李登輝在黨內，那就每天都是「黑色星期五」！

　「主人」為「從屬」命名時，可具任意性，反過來「從屬」就要懂得謹慎，不然恐怕就有橫禍上身，或至少會惹麻煩。中國明清兩代的文字獄也許距離我們稍遠，不如來看一個當代文人的親身例子 — 李喬。二○○一年四月十一日，從高中教職退休後，就發願從事台灣文學家訪談並記錄之的莊紫蓉老師在與李喬對談時，李喬就不經意地透露了一個秘密：「我第一個孩子叫舒琴，那時候很迷戀小提琴，第二個叫舒亭，第三個叫舒中，本來要取為舒台，後來覺得太敏感了」。李喬並未進一步說明，「敏感」何所指，但是顯然八成是因為「舒」和「解」兩字相通，於是「舒台」就有「解台」的轉意，那「解台」不就成了「解放台灣」的意思了！？李舒中出生的那一年是一九六六，台灣全島仍處於白色恐怖高潮期，可別忘了，主宰的「宰」和「宰殺」的「宰」可是同一個字！ 

　我們知道，李喬的父親是抗日份子，日本人走後，國民黨找他出來參與接收事宜，二二八事件時，他卻先被關了一個月，後又差點被國民黨活埋，回家後，從此性情大變。其間，「草山」被蔣介石改為「陽明山」，各縣市主要道路一律改為中正路和中山路，且全中國的城市都成為台灣各地的街道名。此外，「中正路」絕對不分「段」，以免有「中正斷了」之虞，而「中正斷了」又有被誤讀為「中正了斷」的可能，那還得了！

　接替日本人的「中國主人」如此強悍，那被列入接收清單的台灣人除了乖乖地當「星期五」外，就別無他法了嗎？也不，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台灣文藝》第五十六期刊出了李喬的短篇小說〈昨日水蛭〉。小說的主角叫「施道憐」（師道堪憐？），是台灣某著名醫學院素孚人望的教授，本性憨厚，當初在中國念醫科時，被譽為是「外科」的明日之星，然而就在眾人一起歡慶一年實習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卻因害羞而被同儕譏為「同性戀」或「性無能」。在送一名為「方莉美」的女同學回家的路上，一方面酒後亂性，一方面也受了她言語上的刺激（她問他是否性無能或同性戀），施竟將她幻想成從福馬林液池裡抱出來的少女屍體，抽出隨身攜帶的解剖刀試圖強暴她。結果，方女縱聲大叫，引來路人圍堵。雖然施跳入一個污水池塘裡，還是被聞聲而至的武警尋獲。全身惡臭，且爬滿了幾十條大水蛭的施道憐就這樣被揪進拘留所裡。李喬在此展現了他的文學功力：不是方女被泡在福馬林液池裡，而是施道憐跳進了滿是水蛭的污水池塘裡！事件的結果是，施拒絕將計就計地結婚，然後被退學，就在畢業典禮前夕。

　後來，國民黨撤退來台，施道憐就以畢業紀念冊上也有他參與的合照為證，取得教書資格。從此施戮力教學，還親自帶領學生去公墓「借貸」無主屍體之頭顱、肢體等回教室上解剖課和組織課。二十年後，施成為最受歡迎的教授。其間，施也曾結婚，妻子十分美惠，可是一上床，施的腦海裡就浮現方莉美豐滿而僵冷的胴體，及無數的水蛭。他去看了醫生，檢查結果，一切正常。他去嫖妓，也能完事，就是沒辦法和妻子行房。一個月後，施就離婚了，從此全心於教學事業。

　有一天，施收到了一封未具名，但卻言明係他舊識的信。信裡要求他放一個修了他解剖學和組織學，名叫「姜正權」的學生一馬。信裡並語帶威脅地寫著：「往日種種，今日種種，在此不提，只請相助亦是自助」。施一時心虛，就放姜姓學生一馬。不料，再隔個學期，有位貴婦親自登門造訪。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後來嫁給施的同班同學姜銘傑的方莉美！這回，她除了要求施對姜生再放一馬外，還變本加厲地要他去向別的教授關說，「事後必有表示」，否則就掀他老帳，讓他教不下去。這回，施道憐吃了秤鉈鐵了心，無論如何也不答應，他說：「我只能出賣自己……但是我不能把自己的污穢也濺到別人身上！」故事結尾時，獨自一人在公墓的幻影裡搏鬥一堆水蛭的施道憐看到疑似方莉美化身的水蛭神出現在他眼前，施不再害怕水蛭，而是一隻隻地將之踩碎。最後，水蛭女神反而慢慢消退，而施道憐也終於克服了水蛭的夢魘。

　當然，毫無疑問，這是一篇可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絕佳文本。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那個一再被當掉、甚至面臨退學的學生叫作「姜正權」，而他那棄醫從商的父親則叫「姜銘傑」的話，那麼，李喬不是擺明了，他充分地發揮了一個創作者的「命名權」，將早該退位，但卻吸附在台灣人身上，搞「組織」（抓耙仔）和「分化」（解剖）而敗壞名聲的「蔣政權」（姜正權）與「講名節」（姜銘傑）的父親和一個純為吸血水蛭化身的「仿厲魅」（方莉美）勾纏在一起，也算是在那樣一個戒嚴年代裡為「台灣星期五」扳回一城了。另外，處理水蛭，每個鄉下小孩都知道，其實好辦，「解藥」就是「鹽」— 隱指「解嚴」即可也！

　一九八二年，李喬再為他那篇題為〈小說〉的短篇小說裡的主角取名為「曾淵旺」。曾橫跨日本和國民黨時代，參加過「農民組合」運動，被日人關打過。二二八後，曾又因上街參加遊行，被國民黨抓關、打，最後顯然被槍斃了。而「曾淵旺」者，「真冤枉」也，與賴和那篇〈一稈秤仔〉裡的主角「秦得參」（真的慘！）遙相呼應。光是李喬這兩篇小說就足以告訴吾人子輩，台灣人從來就不一直全都甘於當「中國主人」的「星期五」！然而，事到如今，大概「星期五」當久了，還是有些台灣人不但當慣了「星期五」，甚至也兼作起「二百五」了呢。甩掉身上、腦袋裡的吸血水蛭吧，台灣人！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一世紀上上下下，兩政權來來往往
　　星期五彆彆扭扭，魯賓遜生生世世
　　台灣人彎彎曲曲，中國人堂堂正正
　　繼續再客客氣氣，一輩子離離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