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是民國三十八年由廣東來台，在與原本世居澎湖、雙親遷至高雄的家母結婚後，生下來的四個孩子理所當然地就成了過去民間習稱的「半山仔」，其中一個就是在這屆總統大選中、叩應節目裡以及寄到學校的信上被辱罵為「背祖忘宗小雜種」的我。

　由於是隻身在台，家父在此無親無故，倒是來往朋友幾乎都是外省籍，如廣東人、山東人和上海人，於是，學校和家庭都自然而然地將我教育成「中國人」。然而，另一方面，我母親這邊的親戚卻都全屬只會講閩南語的本省籍，其中尤其是姨媽常說到「中國阿」這三個字，我剛開始時老弄不清楚她指的是誰，後來才慢慢了解，姨媽口中的「中國阿」指的就是一九四五年後隨中國國民黨政府播遷（有誰可以告訴我，「播遷」到底是什麼意思？）來台的「大陸人」或「外省人」。

　當時我年紀尚小，無從分辨台語裡「中國人」和「中國阿」的區別，也未曾深思其中緣故。 

　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已二十八歲，赴德留學後，我才在大學的漢學系裡首次聽到和讀到有關「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事，至此也慢慢能體會「中國人的驕傲」與「台灣人的悲哀」之依存關係，以及兩者在近百年來的台灣史裡所扮演的角色。

　在德國，我重新思考為何會有「中國人」和「中國阿」兩種稱呼的說法。原來，我姨媽，就和絕大部分她那一輩在日本時代出生的台灣人一樣，很自然地並未將自己視為中國人，而眼見本地人與日本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待遇，當然也未自視為日本人，於是，就很理所當然地僅將自己定位為台灣人。

　這樣的認知除了使「皇民化」的推行無法深入普羅大眾人心外，也並未因而使他們轉而認同中國。於是，就在這條百年歷史亂流裡的沖積下，對「台灣」的認同可說成了島上絕大部分夷民、移民與遺民的唯一選擇。

　而這種透過生活體驗所形塑出來與台灣這塊土地緊密結合的認同關係之牢固，絕非中國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後在台灣所做的各類型和各種層次的洗腦之努力所能解構掉的。

　至於一九四五年以後在台灣出生的人雖然因係白紙一張，較易被國民黨灌輸其專屬之意識形態，然而，在解嚴及民主化之後，對於「台灣是不是中國」的問題，人民也開始有「泡熱水」與「洗溫泉」是兩回事的認知，「三民主義，吾黨所宗」變成「三民主義，無疾而終」就是這個認知的結果之一。 

　我曾在各種場合及多本書籍內聽到及讀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國民黨假借國家名義行迫害人民之實的各項惡行，使得台灣人在光復後對祖國失望，轉而認同台灣，不再認同中國」的說法。

　依我的觀察，這樣的說法即使很具說服力，恐怕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設若「光復」前後均無「認同中國」的前提，那麼，何來「『不再』認同中國」的後果？

　我姨媽連國小教育都沒唸完一半，日語和北京語都不會，她的生活體驗較諸受到高等教育甚至留日的李登輝先生及許文龍先生等人都更為原味與自主，而我也認為，我姨媽的「中國阿」恐怕才更具有普遍性與客觀性，簡言之，更具代表性，因為她只有「意識」，沒有「形態」，所以，「屬中抑或歸日」的夢於她皆無涉，就這點，我姨媽自始至終都是睡到自然醒，因為她沒有干擾，只有台灣。 

　今天，不管是失言惹禍或是挺身護「國」，許文龍先生的「慰安婦自願論」引來各類團體的抨擊與圍剿，就算是罪有應得，公認統派色彩濃厚的馮滬祥立委表現得比婦援會還積極數倍，也著實不能不令人憂慮，本事件發展至今已產生被嚴重政治化的後遺症。

　上一代台灣人的集體「台灣認同」，在一九四五年後，已被播遷來台的中國國民黨強以「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毀屍滅跡過一次，那麼，如果還有人在這一次的許文龍事件中意猶未盡地再趁火打劫加上「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鞭』」，那就錯失吾人正可藉此事件嚴肅討論台灣的國家認同與其歷史因素之關連。不過，亡羊補牢，為時未晚，而這一次，我姨媽的「中國阿」絕對要考慮進去。 

　在一陣喊打的喧囂聲中，夾在中國和日本間的許文龍「錯」在哪裡，困在女性與被殖民雙重弱勢的慰安婦「悲」在哪裡，迷在國族和族群認同中的統派人士「混」在哪裡，這些極具指標意義的問題如果最終都進不了公共領域，而僅在私領域中打轉，那多令人感到遺憾與不值，因為，除了個體以外，三者在台灣的歷史與當下中都有某種程度的代表性。「雞同鴨講」也就算了，「乩童鴨講」可就情何以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