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原本的用意，是要以運動項目的競爭來取代戰爭。然而，除了說美國將運動的商業化發展登峰造極，連電視轉播球賽，都要配合廣告休息，大體而言，運動與政治一直是分不開的，中美洲的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為了足球，竟然在一九六九年打了一場戰爭。

　對於獨裁者來說，運動的軍事化是最方便的動員國民效忠的途徑，特別是對政治冷感的年輕人。蘇聯的史達林可以說是近代的始作俑者，他把運動當作人民的責任，以便隨時痛擊外來入侵的敵人，因此，紅軍就是整個國家的運動中心，在各大城市擁有設備最完善的體育場地。

　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有樣學樣，把運動當作鼓勵年輕人投入法西斯運動懷抱的工具，當年，奧委會的主席本身就是法西斯黨的秘書長，對他來說，運動家代表的是整個民族文化生存所繫的命脈，因此，運動本身不是目的，是用來武裝年輕人、從事國際宣傳的最佳媒介。

　德國的希特勒結合兩位獨夫的伎倆，把運動政治化的把戲發揮到淋漓盡致，除了要把年輕的日爾曼人鍛鍊成戰爭機器，更是用來排除猶太人，除了說運動被納粹黨所掌控，運動家必須是純種的所謂亞利安人，而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會更是用來加持納粹政權的工具。

　儘管奧委會的憲章楬櫫建立和平的社會、關心人性的尊嚴，不過，卻沒有辦法抵擋政治勢力的介入，因此，即使在美國的杯葛之下，奧運會仍然於一九八○年在莫斯科舉行；同樣地，南韓一九八八年還是在靠政變上台的全斗煥統治之下，在漢城舉辦奧運會，當然有助於提高軍事政權的正當性。那麼，二○○八年在北京舉行奧運會，除了展現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外，也可幫這個一黨專政的威權國家帶來國際聲望。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以來，台灣在國際社會處處被對岸孤立，即使是標榜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奧委會，有一陣子逼得台灣選手無法與會參賽。目前的「中華台北模式」，比起世界貿易組織的「台澎金馬模式」，一個是「運動個體」，一個是「關稅領域」，比求之而不可得的世界衛生組織的「衛生個體」，好不到哪裡，國人只能委曲求全。

　其實，運動也可以做為兩個國家交往的試金石，譬如，美國與中國當年的乒乓外交，或是伊朗在美國斷交將近二十年後，改革派在一九九七年上台，也嘗試過進行運動外交。因此，所謂的和諧之旅、傳遞夢想的奧運聖火，如果能來到台灣，當然是好事一樁。有人高唱政治不要干預體育，問題是，當「去政治化」被用來「去主權化」、傳遞的路線被用來矮化台灣的主權之際，政府當然一定要顧到國家的起碼尊嚴。

　站在台灣的國家利益來看，由第三國進出是上策，由第三國出是中策，而由第三國進則是下策。現在，奧委會在北京公布的路線，是由胡志明市傳來台北，再陸續傳到香港、以及澳門，有頭無尾，表面上是讓步一半，事實上，擺明就是要把台灣當作是中國的一個地區，未免代價太高。

　中國應該體會，台灣與中國宛如兩塊同極的磁鐵，越苦苦相逼，恐怕只會越行越遠，尤其是後冷戰時代的年輕人。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奧運會，小孩子看到其他國家都可以升自己的國旗，就是自己的台灣隊只能使用奧委會旗，即使我們的選手奮力得獎，大家潸然淚下，久而久之，只會強化對中國這個遠親近鄰的惱怒。

　反正，中國有姚明，台灣有王建民，同仇敵愾中，迥然不同的國家認同就這樣不知不覺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