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政治人物的崛起與成功一定有其社會大環境的因素，懂得操控這些大環境 的人往往是政治舞台上的勝利者，陳文茜無疑地是個顯著的例子。
與台北市長馬英九一樣，這幾年來我們在探討陳文茜或所謂的「陳文茜現象」時往往只針對她的個人特質，如性別、外貌、口才、智商、談吐做討論，但陳文茜之所以是今天的陳文茜，絕不只是這些個人因素所決定。所以，每次人們打開電視看到她以一個立法委員的身分坐在主持人位子上時，應該從她身後的藝術布景讀出以下幾個社會結構的因素：智識中產階級的缺乏、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政治二分族群、藍色的主流媒體。
長久以來，陳文茜的言論一直被人視為理性的言論，她的論述是由歷史、資料、 檔案以及數字所支持起來。收看她節目的人是上述這些東西的信奉者，這原本是件好事。不過，台灣的問題出在，我們的中產階級在知識上是極為貧血的，貧血到認為論述如果是以理性的形式呈現出來，那麼論述的內容便是理性的。也就是說，這些號稱喜歡理性論述的中產階級事實上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陳文茜所講的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
舉陳文茜前一陣子在爭論台灣制憲問題所發表過的著名言論為例，她說：「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兩個半月就誕生了」，所以，「認為制憲必須費很長的時間是沒有憲政常識。」在台灣很少人有能力及時間去把法國歷史找出來檢視上述說法的真實性，一般人看到歷史與數字便被快速地說服。然而，像這種制憲兩個半月的說法絕對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她把法國國內在這部憲法通過之前長達十幾年的摸索、探討、爭論、激辯的過程給省略了。很少人有機會當面去質問她，到底知不知道法國人這十幾年的爭論過程？如果不知道，這代表她歷史涵養的不足，政治人物應該在家多做點功課。反之，如果知道還故意講錯，那她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政治目的？
日前媒體人周玉蔻眼見台灣媒體被政治勢力操控，導致新聞記者的專業及空間嚴重擠壓而站出來呼籲陳文茜退出媒體。面對周的呼籲，陳文茜表示，媒體可以有自己的立場，「美國紐約時報在總統大選時明確表達支持民主黨」。像這種說法又是典型的「陳氏邏輯」：在歷史上找出一個事件來合理化自身的所作所為。台灣的中產階級也許看過紐約時報，也許知道它支持民主黨，不，他們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有特定政治立場的現象只限於平面媒體。陳文茜拿國外報社的例子來當自己的擋箭牌，其實是在魚目混珠，欺騙那些不明究理的民眾。
在民主社會中，電子媒體是社會上的稀有財，怎麼可以讓少數人所壟斷？今天，陳文茜所主持的節目是在全國性的無線電視頻道上播，這不單純只是媒體人與政治人角色的嚴重混淆，這同時也是少數特定人士在霸佔屬於全民的財產。我們只需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政治人物應不應該當電視節目主持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一切其他的說法都是推諉之詞。是政治人物就不可以是媒體人，是媒體人就不應該是政治人。這是個二選一的問題，答案一清二楚，一點模糊的空間都不應該有。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產階級意識到這一點，更令人惋惜的是，在陳立委節目的帶領之下，台灣正逐漸生產出一群為這種模糊空間辯護的中產階級。
在李敖與謝長廷的公民投票辯論會中，李大師花了許多時間來諷刺謝長廷的昨是今非。不過，他似乎忘了台灣政壇這幾年來改變最大的人應該是當天他身邊所帶的「助理」陳文茜。當年在民進黨時期她號稱「建國妖姬」，一九九六年彭明敏選輸了之後，她離開中央黨部到唱片公司任職，幾個月後，許信良選上黨主席，她又回到中央黨部，對於她的「回鍋」她對記者表示，她無法忘掉民進黨，在唱片公司這幾個月內，她對民進黨簡直「相思成災」。
然後，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連任失敗，整個民進黨醞釀他參選總統的事，陳文茜眼看她的「政治伙伴」許信良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的夢逐漸消失，以往相思成災的政黨一夕之間變成她口中沈淪墮落的勢力。二○○○年許信良參選總統失敗，她在媒體的地位則越來越鞏固，陳水扁執政這四年下來，陳文茜變得比藍色更藍，這次總統大選她變成連戰身邊的重要幕僚，以往的建國理想，什麼與民進黨有十九年的感情，什麼相思成災完全煙消雲散。
沒有人去質疑到底是她變了還是民進黨變了？如果是民進黨變了，變得不主張台灣獨立建國，那麼照理說，她應該去參加建國黨之類的組織，而不是跑到泛藍陣營當策士。同理，如果民進黨變得腐化墮落、黑道金權官商勾結，如果她所厭惡的是這些東西，那她又為什麼會投身過去腐化墮落比起民進黨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國民黨呢？所以，看來變的人是她自己。也許，事情根本沒有這麼複雜，也根本與理想、信念、抱負無關，政治人物從甲陣營轉到乙陣營，最常見的情形就是一個利益的問題罷了。
若仔細看看她身邊的「友人」，我們會發現一種「完全的替換」，從幾年前的綠色變成今天的藍色。注意看看「文茜小妹大」裡頭的來賓，李慶安、吳敦義這些人不正是她以前所反對批判的人嗎？對一般人的社會互動來說，這是一種特殊的成就。不過，另一項更特殊的成就是：台灣社會對這種忽左忽右、忽藍忽綠的政治變色龍之包容力。
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這種包容力，我們又會發現，其實這根本不是什麼對不同意見的包容，而是一種政治立場的嚴重分歧。台灣社會有兩個大坑，裡頭各自住著意見不互相交通的人民，他們都積極捍衛自己坑裡的人之所有言論，不管是非、不管黑白，只要是自己坑裡的人講的話就是對的。政治人物不管跳進哪一個坑，總是會發現一群支持者，不管講什麼都會搖旗吶喊。
陳文茜不是這些政治人物中的第一個，也絕對不是最後一個。換句話說，台灣的政治人物不用擔心沒有選民，不用擔心立場的轉變會遭選民質疑與唾棄，我們有著藍坑與綠坑。在轉換坑洞的過程中也許會有一些短暫的不適應，但只要能在電視上開個節目，只要能抓住在媒體上曝光的機會，新的坑裡的人會以一種既自然又快速的方法來接納這些政治變色龍。這也就是為什麼陳文茜在離開民進黨之後能迅速找到一片天的根本原因。
不健忘的人應該記得，陳文茜多次在公開場合宣示，如果民視董事長蔡同榮退出民視，她便會退出媒體。奇怪的是，我們等了幾個月，蔡同榮早退了，陳立委卻忘了自己講過的話。不過，更奇怪的是，陳文茜每天與記者先生小姐們頻繁的接觸，就是沒有人追問她的承諾為何遲遲沒有兌現。
陳文茜哪來這麼大的權力可以操控媒體？這幾年來我很少看到陳文茜謙虛的一面，不過，針對這個問題，她倒是表現得十分含蓄。套用一句她的一位「資深媒體」友人的說法：「如果有，那陳文茜的節目就不會換三個電視台」。
陳文茜到底有沒有操弄媒體？這不是一個學理問題，而是一個經驗性的實證問題。在此，筆者願意提供一個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例子來供讀者判斷。筆者在二○○三年一月七日曾在中國時報的論壇版寫過一篇「庫妮可娃與陳文茜」的文章，這篇文章一見報之後，陳文茜立刻打電話給報社高層，上至社長下至編輯全部接到她的電話「關照」，顯然陳立委對報社會登這樣一篇批評她的文章感到十分氣憤。再來，筆者於同年三月為時報文教基金會的研討會撰文「建構一個界線清楚的媒體與社會」，這篇文章的若干段落先刊登在三月九日的中國時報上，文中有一小段是批評陳文茜政媒兩棲的情形，見報之後，筆者接到研討會主辦單位高層的電話，希望我在研討會當天把批評陳文茜的段落拿掉。
必須強調的是，筆者不清楚這兩件發生在我身上的經歷是否足以證明陳文茜操控媒體，我也不知道其他的作者有沒有類似的情形，這個問題的答案留待讀者自己做判斷。我想說明的是，像媒體這麼大的制度與機構怎麼會對一個無黨籍的立法委員「呵護」至此呢？所以，問題必須反過來解釋。也就是說，今天的陳文茜只是主流媒體這個「因」所結出來的「果」。對此，我們只需想想：在今日的台灣，任何想在主流媒體上大鳴大放的人必須是什麼顏色？是綠色還是藍色？答案很明顯是後者。所以，陳文茜在離開民進黨權力核心之後，想要在媒體上謀得發展，她必須把自己「調整」成比藍色更藍，這樣一來她才能符合了台灣媒體生態的大邏輯。換句話說，不是陳文茜在操弄媒體，而是主流媒體像一個大漩渦讓任何被吸進來的人都變成一個樣子。
這幾年來主流媒體集體為陳文茜打造了一個「免戰牌」，仔細看一看她在媒體上的表現，其實她只需負責「發言」，而不需要「辯論」。在這四年，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中，在主流媒體內找不到批評她的聲音，其間不知有多少質疑她的言論在見報與上螢幕之前便被丟進編輯台下的垃圾桶中。像上面我提到的法國第五共和制憲的問題，筆者知道就有一位專門研究法國憲法的專家曾撰文給某大報批評陳文茜的說法大有問題，不過，該報沒有讓讀者見到這篇文章。這就是「陳氏真理」建構過程中一個不為人知的面向。記者把麥克風交給她，讓她暢所欲言，這樣還不夠，她還開節目邀請眾家親朋好友來聽她講，更重要的是，主流媒體封鎖批評她的意見，只有在極少數無法控制的場合之下，我們才會聽到不同於她的聲音出現。依她的聰明智慧，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塑造今天的地位及身價實在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所以，陳文茜現象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是一個成熟有智慧的女人在台灣男人沙文主義政治圈中竄紅的案例嗎？是台灣政治走出悲情邁向綜藝化、晚會化的開端嗎？還是政治人物可以忽綠忽藍，轉換跑道於彈指之間的政治無重量現象？上述的答案也許都對，不過，如果她繼續忘記自己講過的話，繼續把責任推給別人，繼續製造一些類似「陳水扁才是台灣最大的媒體政治兩棲動物」的荒謬言論，在以後台灣人民的記憶中，陳文茜這三個字所代表的意義可能只有一個：阻擋台灣媒體改革運動的大石頭。
其實，陳文茜有機會在歷史上為她自己留下一個讓人稱讚的好名聲，只要她率先退出媒體，從她個人開始把政治與媒體間的界線劃清楚，這對台灣媒體的正常發展將會有著極大的貢獻。換句話說，現在終結陳文茜現象的決定權是在她自己，不過如果她仍然拒絕改革，仍然堅持當兩棲動物，那可以肯定的是，往後的歷史將會用不一樣的方法來記錄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