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4　 中國時報

等待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大覺醒！

南方朔

    近年來的台灣，由於政治言行脫離所造成的道德危機，以及立場決定是非對錯所造成的價值危機，還有政治正確凌駕了專業所造成的能力危機等已日益表面化，並在最近無休無止的醜聞弊案裡達到了高峰。

    這些都是嚴重的徵候。它顯示出過去人們長期以來，由於對弱勢者的同情，以及因為對民主不切實際的幻想與期待，因而造成的姑息和縱容，業已到了「自作自受」的程度。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們已不可能寄希望於政治人物，因為他們早已陷溺在腐化和濫權的網絡中，不克自拔，只有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大覺醒，重建批判力量，並恢復政治中應有的人性與常識客觀性。始可能替日益不堪的台灣保留最後一抹元氣，這是台灣迫在眉睫的事業，我們必須呼喚這個新運動的出現。

    在野悲情 轉成政治資本

    而在討論台灣現象之前，我們可能必須回顧西方一至四世紀脫離原始野蠻主義，以人性為基礎重建道德合理性的經驗。當代傑出女宗教學家、普林斯頓大學神學教授愛蓮．佩吉兒絲（Elaine pagels）多年前在她一部重要著作裡指出，在一到四世紀，乃是基督徒被羅馬帝國迫害的階段，由於被迫害者別無資本，只有道德資本而已。因而早期基督徒強調「生而為善」（Antexousia）的觀念，以此來對抗「邪惡」的羅馬帝國，但這種道德資本卻在西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後開始破滅─縱使基督徒成為君王，亦無法終止權力的野蠻貪婪和人間的不公不義，這意謂著邪惡並不專屬於羅馬帝國，也同樣在基督徒中，過去那種由於被迫害而形成的「虛假的昇華性」，其實只是一種假象，因而才有了聖奧古斯丁「原罪說」的出現。這個觀念到五二九年「奧蘭奇會議」時被教會全面接受，從此成為個人、教會、俗世政府承認自身會犯錯，必須警惕的開始，「原罪說」是道德人生與道德政治的開始。

    而我們今天所出現的人生與政治道德混沌局面，不正是別人一千多年前所發生過的嗎？在過去將近卅年裡，人們由於對政治弱者的同情，以及對自由民主的期望，批判知識分子總是會以一種就過去而言並無大礙的雙重標準來對待在野的黨外和民進黨。縱使他們在某些縣市執政的績效並不如何，人們也都會在偏愛的情結下加以肯定。除了這種歷史情境造成的偏愛外，他們以悲情做為一種道德資本，也確實一定程度的被轉化成了政治資本。

    批判空窗期 弊案滾雪球

    而這種雙重標準，自從二○○○年綠色執政後，終於一步步加速走向它的反面：

    其一，乃是過去台灣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知識分子批判力量，多少都和它有著盟友與共生關係，因而在綠色執政後，過去的批判者有的成了權力新貴，開始成為新御用，有的則基於情誼而噤聲，於是台灣進入了「批判的空窗期」，而任何政權都一樣，當缺乏了知識分子的批判，它就等於「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錯」（Can’t do nothing wrong）。於是，權力上的愈來愈大膽，大膽到無法無天，也就日益成為一種習慣，終於演變到今天這種「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對」（Can’t do nothing right）的結果。今天台灣的醜聞弊案已多到罄竹難書的地步，甚至於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他們所做的事幾乎沒有一件事是對的。這並非惡意挑剔，而是本質性的事實，因為這是在長期縱容下「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錯」所造成的。

    其二，除了台灣政治在缺乏批判的縱容下日益無法無天，終於走向「無論做甚麼事都不會對」的惡劣結局外，我們也當知道，就在過去幾年內，統治集團為了進一步集中權力，其實也是同時在持續加工製造著各類以恨為本的「假記憶」，許多「假記憶」甚至都已成了新八股。舉例而言，當今台灣許多人都會琅琅上口的小學說方言被懲罰，每個人都自稱是「二二八」受害者，即是這種「假記憶」操作後所變成的新八股。人類的行為難免都會一定程度的選擇性的記得和選擇性的遺忘，但無論任何國家都極少有政府敢於操縱此類題目以期收割政治資本的─政府的天職就是要在促進和諧社會的前提下展開施政作為，當它在操縱分裂社會裡不受指責批評，則除了會造成悲情投機主義外，就已注定了台灣政治除了不斷的煽動、挑撥、惡鬥外，已不可能有任何的作為。

    意識形態優先 弊端獲得包庇

    其三，由於持續的縱容和意識形態操縱，很自然的，權力極大化所造成的濫權，政治的反專業化日益加深，而這些弊病又都可以在意識形態立場優先下得到庇護，這時候，最惡劣的只問立場，不管是非即告出現，政治的虛無化與社會的虛無化遂告形成。台灣已進入沒有甚麼事是不能做的階段，由高捷弊案，那種似是而非的五人小組調查，林文淵分紅弊案等的強辯，已可印證整個台灣的政治的墮落，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因此，今天的台灣政治，其實早已到了就全球標準而言，都要讓人歎為觀止的程度。當只有權力是唯一的真實，其他如法律、語言，都可成為工具，這樣的政治就再也無法自我救贖。這時候，看起來最無用，但其實卻最有用的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他們的功能就到了走進時間表的時候。

    緘默 就等於為極端主義背書

    有關知識分子的角色，從來就理論極多，但由近代歷史已可看出，設若一個政治極端主義興起，以意識形態為工具而企圖混淆是非、顛倒對錯，而知識分子又格於政治正確的壓力而盲從或緘默，則這種極端主義就等於有了背書或少了價值上的制衡，最後必然走向最後的毀滅，而人民的福祉則成為陪葬的犧牲。也正因此，當代英美主要評論家史坦勒（George Steiner）遂指出，知識分子其實是有大用的。知識分子具有領導規範、創造標準的作用，知識分子，尤其是重量級的人物、或者一整群、一整代的知識分子拒絕緘默和共同沉淪，則他們看起來無用的聲音，卻可以造成價值、戒律、規範，甚至塑造出人們希望的社會。知識分子與統治者的戰爭是小老鼠對大象之戰，小老鼠永遠不可能贏，但大象卻會在監督緊盯下被迫必須節制。

    而就在最近，我們已敏感的察覺到，面對台灣政治的日益不堪，對是非公義還有最後懸念，也還有恪極良知的知識分子，以及專業階層，在心以為危的急迫感推促下，已試圖有所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新批判力量集合的時代似乎業已到來。而我們相信，只要良知知識分子不棄權，台灣就不會真絕望。

    喜見部分學者覺醒 發出怒吼

    因此，我們看到了兩度挺扁，曾經做為阿扁「道德圖章」的李遠哲，已收回了他的圖章。我們也看到一大群中研院院士，對當今那種歪曲歷史、民粹掛帥、排禦式的兩岸政策做出強硬的針砭，學術界已開始發出他們的聲音。而最值得肯定的，乃是稍早前在電視台換照問題上表現得令人相當不滿意的「媒體改造學社」，恪於已能在體悟到是非對錯後，敢於對陳水扁濫用及操控媒體，發表了嚴厲的指責。這是難得的表現，顯示出知識分子只要有決心抗拒權力的誘惑，知道人間還是有可為與不可為的界線，知識分子要重建出一個「批判社群」，其實一點也不難。而更讓人感動的，則是看到了前衛生署藥政處長王惠珀由於不甘為政治正確服務，因而下台，也在最近發出專業文官階級的不滿之聲。這些知識分子與專業階層人士雖然只是少數，但由整個社會的脈動，我們已可看出，他們其實已是台灣知識分子與專業階層大覺醒的先聲！

    任何社會都必須有龐大的「批判社群」，這個社會才可免於在政治中沉淪。由最近台灣政治的不堪聞問和愈來愈無法無天，知識分子和專業階層又怎能不奮袂而起呢？（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