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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區

　　　　成大榕園傳說有一種寄生蟲
　　　　扭曲跳梁又會對枝葉催眠說：
　　　　不要用生命去爭取自由
　　　　任何為正義而死都是恐怖發作

　還好我不是成大畢業的，否則對該校的作風，會讓有識之士感到羞愧。校方為了迴避「南榕廣場」的命名問題，最後用校務會議投票取消命名活動，看似釜底抽薪，實則是「反民主」的作為。

　面對這種校方公然的反民主，歷史系教授王文霞不表抗議，竟反而說：「鄭南榕的作法對我來說是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因為他是害了他自己的生命，任何對生命的傷害，都是絕對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又說：「他很像炸彈客嘛！很像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

　王文霞澄清，她是從教育觀點切入，認為該尊重生命，損害生命違反了自由與民主的精神。王文霞說，原本要說得更清楚，但校長一直要她不要說了，才沒有完整申論，直呼言論遭「斷章取義」。

　可是，從學生整理出的「逐字稿」，我可以知道為何「校長一直要她不要說了」，因為她根本胡說八道，邏輯不通，認知不明，越說事情會越大條。 

　看王文霞發言的逐字稿，好像很懂歷史和教育，但裡頭充滿矛盾。如果以她強調的「任何對生命的傷害，都是絕對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為原則，那她遺憾的說：「我們沒有人去讀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就自相矛盾了。

　看看歷史記載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革命軍攻陷巴士底獄，殺了侯爵洛奈，又把拒絕提供武器的商會會長雅克•德•弗萊塞勒推上被告席，即刻判決槍斃。

　法國大革命如此「對生命的傷害」，違反王文霞的前提，她竟鼓勵人們去讀，認為那才是自由民主的典範，這豈不是自打嘴巴嗎？

　「任何對生命的傷害，都是絕對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之說，可以適用於民主時代，無法適用於「非民主時代」。因為當一個獨裁專制暴政存在時，人們的生命就會受到威脅，是違反了民主自由。

　這時被壓迫的人民該怎麼辦呢？如果照王文霞的主張，不能對生命有任何傷害（自殺或殺人都不行），那歷史上就沒有所謂的革命，只有永恆的黑暗。

　美國獨立革命時，派屈克•亨利喊出了「不自由，毋寧死」，如果當時美國人依王文霞之說，認為這違反民主自由精神，與自己要爭取的目標衝突，那就沒有獨立戰爭了，也沒今天的美國了。

　注意，「不自由，毋寧死」也是法國大革命時群眾最響亮的口號。

　其它反獨裁、反殖民的革命，只要用暴力手段，都是王文霞所謂：「我們不能克服的時候，就以死來解決問題，這種方式其實是一種暴力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於是，那首傳誦千古的裴多菲•山多爾的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好像也變成了暴力的象徵。

　這位主要研究英國十九世紀「女工」問題的教授，也開西洋史的課，不知道她講到各種知名的民主革命、暴動、抗爭時，會不會批判他們「以反民主自由的手段去爭取民主自由，是壞榜樣」呢？

　我很想知道她如果教到南非種族隔離那一段歷史，對於黑人持續採取的武力暴動、汽車炸彈攻擊，造成無辜人士死傷，會不會也罵「民族之矛」的領袖曼德拉是恐怖分子？（那時南非白人就是這樣說的）

　歷史很無情的打了成大歷史系王文霞教授幾百個巴掌──如果用她所定義的符合民主自由精神的方法，去向獨裁者爭取自由民主，得到的結果常是違反了民主自由。

　二次大戰的德國猶太人，當發現希特勒對他們不友善時，有猶太委員會為了免於生命傷害，要求配合當局政策，後來是六百萬人慘遭屠殺。

　從這點來看王教授所主張的「生命教育」，就可以發覺充滿了「偏頗」。

　是的，在今天民主時代，我們的生命教育偏向防治自殺，但這不等於必須否定歷史一切自殺的行為。司馬遷曾講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孟軻曾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關於自殺問題，存在著個別差異，價值取捨，不可一概而論。

　如果照王教授把自殺都視為一種暴力，是逃避問題，也是無能的表現。結果她帶給學生的生命教育，會變成價值錯亂──
　　「捨生取義」是錯的，「貪生怕死」才是對的；
　　「士為知己者死」是錯的，「賣友求生」才是對的；
　　「不食嗟來食」是錯的，「苟且偷生」才是對的；
　　「士可殺不可辱」是錯的，「好死不如歹活」才是對的；
　　揭竿而起反抗暴政是錯的，當順民乖乖聽話以苟活才是對的。

　這位夸夸而談自由民主和生命教育的教授，似乎缺乏「反思能力」，以致於沒發現自己的論點，會導引到相反的負面價值。

　她好像讀過劍橋大學的博士班啊！不過，哈佛都會出了馬英九，那劍橋出個王文霞，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他們因緣而入學，謀個學位，然後學徐志摩：「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真的，沒把英國的「邏輯學」帶走了。

　依我觀察，王文霞根本不喜歡鄭南榕，這並非因為自焚的行為，而是因為鄭南榕反對國民黨。她不承認鄭南榕有什麼偉大的民主貢獻，說：「有太多其他對台灣民主發展奮鬥的人物，有太多的人他們在實質上對民主的制度或者社會運動、民主觀念的推廣，都比鄭南榕做的更多更多。」

　問題是：這只是抹殺鄭南榕的空洞說辭，因為她沒有提到任何其它民主先進的姓名。

　如果她真的研究1980年代以來的台灣民主運動，至少應該說「某某人、某某人、或某某人」，都比鄭南榕做的更多更多。但她一個其它人名都沒提，顯示心中沒有人選，只想著要抹殺鄭南榕。

　就是想抹殺鄭南榕，她才會故意或不經意的違背學術專業（如果她有的話），講出了狀似冠冕堂皇，卻禁不起一絲考驗的歪理謬論。

　而從她提不出其它民主貢獻者的姓名，我看她根本就討厭這一幫民主人士。且看她不僅把鄭南榕的自焚比擬成：「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如此不倫不類；還比擬成「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便知道，原來她潛意識中，鄭南榕像兒子，國民黨像爸爸，要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只像是兒子向爸爸要錢（權），而反對國民黨就像要殺爸爸。

　一個會把黨國和黨外比擬成父子關係的人，怎會承認民主先進的貢獻呢？

　看到我這篇文章的成大歷史系學生，上王老師的課時，不妨問她一個問題：「妳認為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那些人貢獻很大？」如果她的回答有提到蔣經國，我也不感到意外。

　王文霞接受《蘋果》採訪時澄清，未將鄭南榕比擬為恐怖分子，自己對鄭南榕沒有任何意見。天啊！這種教授不是很妖受嗎？明明錄音下來的，她還不敢承認，講了一堆歪理來批評鄭南榕，竟然說是：「對鄭南榕沒有任何意見」。

　而且，作為一個研究歷史，又在台灣的大學教歷史的教授，怎可以「對鄭南榕沒有任何意見」呢？這樣怎對得起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良心呢？只能說，成大有此妖受的教授，是國立大學之恥，也是台灣民主前途的隱憂。

　最後引用鄭南榕基金會的譴責聲明，大家一起譴責成大歷史系的這名妖受，還有聽她講完竟然鼓掌的群妖們！

　「該發言者對台灣民主運動史的無知、對伊斯蘭的輕蔑、對學術修為的濫用、對學生民主憧憬的玩弄，在在顯示大學教育中偽民主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