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outhnews.com.tw 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L. Powell)於2003年11月5日在中美關係會議(The Conference on China-U.S. Relations)上發表講話。這次會議由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和喬治•布希政府和公共服務學院(George Bush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等機構共同主辦。
以下是鮑威爾講話的譯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翻譯（有關台灣部分，本報特別以黑體字顯示）。
……我是阿爾瑪•鮑威爾的丈夫──(笑聲)──回到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參加這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是我莫大的榮幸。謝謝你，總統先生，謝謝你親切熱情的介紹。
參加這次會議的確是一種榮幸，這次會議將回顧過去，審視現在，而且最為重要的是，它將展望未來。我對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喬治•布希政府學院、喬治•布希總統圖書館基金會(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Foundation)以及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主辦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表示讚賞。
與會人士的聲望、會議議程的範圍和來自各界的在座人士說明，中美關係既重要，又複雜。這種關係正在發展，而且這種發展不僅是在雙邊意義上。我們的關係越來越具有全球性。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正在探索在全球關注的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新途徑，不論是在解決衝突或抗擊恐怖主義方面，還是在能源問題，甚至是流行病問題上。
正如喬治•W•布希總統不久前在訪問中國時，對將成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清華大學學生所說的：「中國正在走一條上升之路，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興起」。我們歡迎中國的興起。我們不會感到受威脅。我們鼓勵中國的興起。
因此，舉辦這樣的會議正合時宜，在喬治•布希總統圖書館舉辦這樣的會議尤其適宜。讓歷史記住，總統先生(註：老布希總統)，你曾在那些常常是動蕩不安的年代裏，富有遠見卓識，堅持不懈地提倡同中國建立一種清醒的、有建設性的關係，不害怕向前推進。
還有其他很多人參與了這種關係的發展。到目前為止，你們已經在會上聽到了一些人的名字。但出席會議的知名人士太多了，我無法一一介紹。不過有一個人值得專門介紹，他就是我的好友，坐在我身後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亨利被作為締造美中關係新紀元的總設計師之一載入史冊。亨利，如果不是你和尼克森總統成功地同中國恢復邦交，舉辦這樣的會議恐怕仍然是遙不可及的事。美中兩國都應當向你表示深深的感謝。國務卿先生，我親愛的朋友，我們感謝你。
(掌聲)
多年來，亨利一直是我的良師益友，並給今天在座的很多人提出過明智的建議。……
總統先生，你和其他很多出席這次會議的人士，當然絕對包括錢其琛副總理在內，富有遠見，經受住了過去30年來美中關係的風風雨雨。
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時是一名年輕的陸軍中校，當時我們的關係正處於富有希望的初始階段。那是1973年夏天。當時我在白宮工作。我想我是自革命以後訪問中國的第一批軍官之一。兩年後，在總統先生任駐北京聯絡處主任時，剛剛從哈佛商學院畢業的喬治•W•布希去探望你，停留了六個星期，並慶祝了他29歲生日。而當時錢副總理剛剛開始外交官生涯，在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任參贊。
那是一個讓人興奮的時代。那是乒乓外交的時代。那是把大熊貓作為使者的時代。那個時代慢慢地把美國和中國拉近了。但真正使我們開始合作的，是我們兩國都對另一個國家，另一個帝國，所具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我們對蘇聯抱有的深深疑慮。事實是，那時的美中關係不可能是廣泛的，也不可能是深入的，因為我們有著產生分歧的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而且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閉關自守。
但我們開始向前推進。我們對蘇聯的擔憂把我們連在一起。讓我們把時間迅速帶到1989年，那時總統先生進入白宮。錢副總理擔任了中國外交部長。你不久後任命我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當時還有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中國開始進行重大經濟改革，正在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最重要的貿易國之一。它開始越來越對外開放。但隨後，我們兩國關係的首要戰略前提突然消失了。民主變革遍及東歐和中歐，蘇聯帝國解體了，從我們眼前消失了；本來要永久存在的政權在短短幾個月之間就崩潰了。
中國和美國都認識到，我們必須開始為發展美中關係奠定一個新的、更牢固的基礎。總統先生，在你的回憶錄《一個改變了的世界》(A World Transformed)中，你雄辯地表述了為此而努力的決心。在冷戰後的世界中，當蘇聯作為一個對兩國的威脅而不復存在時，必須有一個建立信任的新基礎。但就在你剛開始努力時，在1989年6月，在你任總統僅僅五個月後，中國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鎮壓使這種努力中斷。它們停滯不前了。因此，在1990年代的大部份時間裏，我們之間的分歧是我們之間關係的主調。
迄今為止，中國和美國之間仍有很多原則問題有待解決。我們不能也不會忽視它們。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就我們的分歧和我們的共識進行坦誠的對話，像朋友一樣交談。而且，在忠實的朋友和過去的敵人都面臨一系列挑戰的世界中，美國認為更有必要同中國建立一種以共同利益為主，而不是以分歧為主的關係。布希總統力求同中國建立的正是這種關係。我們知道中國也抱有相同的目標。
實現這種關係的遠大前景並非易事，但中國為自己做出的選擇使這一點變得更為重要。一個迅猛發展的中國選擇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並正在採納WTO的規章。而且中國正在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開始在政治和安全等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這些領域中的任何一領域都足以讓我們力求同中國建立一種更持久的關係。
但是，通向那種更為持久的關係的道路並非總是順暢無阻。2001年4月，在我擔任國務卿不久，一架中國戰鬥機與我們的一架偵察機相撞。我們曾想，那個事件會不會使我們對建設性關係的希望連同我們的飛機一道墜毀。很多人是擔心的。很多人說，這簡直就同昔日的情形一樣。這是對我們雙方領導人的一個初期考驗。美國駐中國大使喬•普理赫(Joe Prueher)當時在北京做了傑出的工作，為解決這個問題，他和我以及我們的各組人員同中國的各組人員在兩個星期內進行了緊張的努力。我們雙方都為解決問題而努力，因為我們知道，不能讓這一個事件，無論它是多麽悲哀，多麽令雙方失望，影響到未來，影響到我們相信將展現在未來的關係。
我們的雙邊關係經受住了這場風暴。我們實際上從那次危機中吸取了很多經驗。我相信，美國和中國在那兩個星期中的行動，其實為我們的關係出現大幅度改善鋪平了道路。禍兮福所倚，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從那以後，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一直在向上發展，始終向上。沒有再出現低谷。這種關係的特徵是頻繁的接觸，即布希總統在開場白中提到的那些重要的個人接觸。
僅僅在最近的兩年裏，我們兩國首腦破天荒地有過四次會晤。我跟我的中國外交部同事、朋友和李部長在這兩個月內會見了五次。我們有不斷的電話交談。昨天清晨，大約早上六點，他就到尼加拉瓜找我(笑聲)。我們已不拘禮節。回想起當初我剛剛上任時，由於12小時時差的關係，我要跟中國外交部同事唐部長或現在的李部長電話交談，通常要經過事先安排。我每打一次電話，需要大約24小時、甚至36小時才能安排好，談話要點都有準備，所有人都知道對方要說些什麽。這些通話中有某種拘謹。
但是，我開始如此經常地給他們打電話，中國方面覺得很難準備談話要點；由於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打電話要談什麽事，所以他們不知道要寫什麽談話要點。慢慢地，他們說，唉，算了，他什麽時候來電話就什麽時候接。(笑聲)我們的關係已變得如此不拘禮節和接近，以至大約一個月前，外交部李部長給我打電話，我碰巧在家裏。那是星期六，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聽筒，我的通訊中心告訴我中國外交部長李先生在電話線上。於是，他被接通，我們開始交談。雙方的譯員努力確保我們彼此完全理解，而他的英語其實絕對流暢。
這時，我的兩隻狗突然叫了起來。我那兩隻約克夏(犬旁+更)開始吼起來，它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有人在按門鈴。阿爾瑪•鮑威爾在樓上嚷道：「開門去！」(笑聲)「我怎麽辦？」(笑聲)「部長先生，我一會兒就回來。」(笑聲)記筆記的人完全摸不著這段對話的意思，但這真實地說明了我們關係的實質。彼此像跟朋友一樣交談，坦率地說話，直截了當地說話。不用轉彎抹角。這就是友誼的含義。這就是強有力的夥伴合作關係的含義。
我的四位內閣級同仁──財政部長斯諾(Snow)、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長湯普森(Thompson)、商務部長埃文斯(Evans)以及美國貿易代表澤奧利克(Zoellick)──在過去八周內都訪問了北京。
上周在華盛頓，拉姆斯菲爾德部長(Rumsfeld)和我會見了中國國防部長。
高層會談正在變得如此頻繁，它們已經不再被新聞媒體視為新聞或重大事件。這是對的，因為「真正的」新聞是我們一起所做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我們舉行了會晤。
北韓的例子生動地說明我們共同能做的事情，以及美國和中國正在以僅僅幾年前還不可想像的方式所進行的合作。在涉及北韓及其核武器企圖和專案等問題上，我們正在進行合作，向平壤領導層發出一致聲音：平壤必須履行其國際義務，必須立即以可核實、不可逆轉的方式終止其核武器專案。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個核武化的朝鮮半島。
今年八月，中國主辦並全面參與了在北京進行的六方會談。在努力將北韓納入正式外交軌道方面，中國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六方會談期間，該地區有關各方，包括我們的盟國──日本和韓國，也包括俄羅斯──都坐在談判桌前，提出我們的共同利益。
許多人說這行不通。許多人說這不可能。許多人說布希總統應該放棄多方會談的希望，只與北韓進行雙邊會談。他們說北韓決不會同意任何別的條件，中國在擴大對話方面不會發揮作用。但事實上他們錯了。中國確實發揮了作用。
今年三月，我會見了當時的中國外長唐家璇，我重申了布希總統的意思：中國需要在處理這一地區問題上承擔起它的責任。就在第二天，中國副總理，他今天正坐在我們這裏，就飛抵北韓並傳遞了這一資訊，即：除了舉行包括中國在內的由該地區所有國家完全參與的多方會談，別無選擇。我要再次感謝副總理為促成這些會談所做的重要貢獻。
一個以這種方式建設性地與我們、並連同日本、韓國、俄羅斯等該地區其他合作夥伴進行合作的中國，是一個能激發起自己人民的信心並獲得世界其他國家的信任的中國。
正如幾周前在曼谷亞太經合組織(APEC)首腦會議期間提到的，布希總統向胡錦濤主席表達了我們將如何推進與北韓進行談判的最新構想。在那次會談之後，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先生前往平壤，與北韓方面就此進行了討論。他帶回確定的資訊：北韓方面原則上願意再次朝六方會談邁進，六方會談可以交換看法，提出新構想。我們知道需要做什麽。北韓人需要終止其核專案。北韓方面期望我們以及該地區其他國家向其提供安全保證。我堅決認為並且相信，如果我們繼續這一系列的多方磋商，各方都坐到談判桌前尋求解決方案，那麽外交解決是有可能的。
這充份顯示了中國在地區和在世界舞臺上，通過與我們合作而不是競爭所正在發揮的領導作用。
我想來談談的另一個方面是中國為全球反恐怖主義行動所做的貢獻。這是我們夥伴關係的實際性質的又一個例子。中國投票支援了安理會反恐怖主義的所有關鍵性決議。中國公開支援我們在阿富汗消滅「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比中國提供的政治和外交支援更令人歡迎的是，中國還提供了具體和實際的支援，保證為阿富汗人民提供1.5億美元的雙邊援助。
另外，中國在困難的伊拉克問題上發揮了建設性作用。我與李外長以及在他之前的唐外長，就安理會的各項決議做了大量時間的共同努力，中國去年秋季在通過第1441號決議的努力中發揮了有益的作用，決議警告伊拉克，我們不能容忍它繼續實質性地違反其義務。
中國還在自戰爭開始以來的第1483號、第1500號和最近的第1511號等三項決議中支援了我們。在最後這項重要的決議問題上，整個國際社會又走到了一起，支援積極推進早日實現伊拉克主權的計劃──即實現伊拉克人領導下的主權，但要採取現實的方式，建立一個民主的、與其朋友和鄰國和平共處的伊拉克。
我希望中國將會順利地幫助我們迎接在為伊拉克人民帶去希望、為他們提供物質援助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你們許多人可能也瞭解中國與我們進行合作的許多其他方面。我們關於打擊恐怖主義的對話是一個重要方面，並且在產生積極的結果。僅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是如何為保衛我們兩個國家而共同努力的。今天，中國和美國海關人員在上海和中國其他港口並肩工作，對數以千計的集裝箱進行預檢，以確保我們瞭解進入我們的港口和在我們這裏上岸的貨物。中國正在幫助我們保衛我國國土。這使我們大家，使我們兩國和我們所有各國更加安全，減少了恐怖主義的威脅。
我們兩國正在展開合作的另一個領域聽起來似乎與政治無關，與伊拉克人民無關，但它對於中國人民、對於美國人民及世界人民的福祉都至關重要。這就是，我們正在共同努力應對傳染病的危險。
中國在今年初有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的嚴重經歷，這給所有國家帶來了一次迎接傳染病挑戰的教訓。我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稱為今天世界的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它給加勒比、拉丁美洲、次大陸，特別是非洲的數千萬男女老少帶來生命威脅，當然，它對中國也是個威脅。
中國政府在正視這個問題並在與我們共同努力。美國告訴中國，我們隨時準備提供幫助。我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部長湯米•湯普森上個月在中國談到，布希總統有意在防治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其他健康議題上擴大我們的實際合作。我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專家正在當地與中國衛生工作人員共同努力。我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為中國提供贈款1480萬美元，幫助中國更新衛生保健基礎設施。
朋友們，21世紀的美-中關係正是要建立在對地區和全球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的具體合作之上──通過每個議題、每個經歷、每個挑戰、每個行動計劃、每個專案。
我們將歡迎中國更積極地參加到世界事務中來。我們也期待中國接受關於貿易、武器擴散、人權、商務和資訊的開放和透明度的世界標準。建立並維護一個健康全面的關係有益於美國，有益於中國，有益於這個地區，有益於國際社會。
這些日子以來，成為媒體焦點的是我們之間在經濟問題上的分歧。但我們需要把這些經濟問題放在恰當的角度來看。我們兩國的經濟在很多方面是互補的。我們2002年的貿易達到1470億美元，我們預期2003年我們之間的貿易將增加大約20%。中國是我們的第四大貿易夥伴，是我們的第六大、並且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擔心，並且仍然受到貿易不平衡問題、美國製造商面臨的市場准入問題、以及為非市場調節的匯率問題的困擾。
布希總統與我的好朋友傑克•斯諾部長、埃文斯部長和貿易代表澤奧利克最近幾周以來向我們的中國朋友一再提出這些問題。我們向中國發出的資訊是，我們的商務接觸必須共同有利於兩國的繁榮。我們在推進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時，將要求中國履行它對世界貿易組織承擔的義務，我們將以自由貿易和開放性市場的最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另一個引起擔憂並存在分歧的領域是擴散問題。我們對中國最近在阻止出口可被用於北韓核武器專案的化學品這一問題上表現的合作感到高興。中方制止了這些化學品的出口。但是，我們在這一具體事例上所取得的成功給雙方的合作提出了一個更為高得多的標準。中國大力執行其出口控制措施並最嚴格地監督參與這種貿易的中國公司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的利益的。
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不願意看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通過就這一共同利益採取行動，中國可以使防擴散問題從雙邊關係中的消極因素轉變成積極因素。
關於臺灣問題，我想這個問題在我們與中國朋友交換意見時，是所有問題中的首要問題。我們很清楚中國對臺灣問題的感覺是多麽強烈。和平解決中國與臺灣的分歧仍然是我國持久利益之所在。
布希總統多次表明了這一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私下的議程。除了我們唯一的政策，即我們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外，我們沒有其他議程。這是一項明確的和原則性的政策，它幾十年來一直行之有效，在美中三項聯合公報和《臺灣關係法》中都得到了闡述。
我們十分認真地對待向雙方所作的承諾和承擔的義務，我今天要在這裏向我們的中國朋友再次重申這一政策。
我們歡迎海峽兩岸正在進行的大有希望的民間努力，我們希望看到大陸與臺灣間更多的民間交流。然而，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大陸在臺灣對岸的軍事集結，因為這一行動發出了截然不同的信號。中國究竟是選擇用和平手段還是用高壓手段來解決與臺灣的分歧，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在與其鄰國的關係及與我國的關係中尋求扮演什麽樣的角色。
對中國本身的前途、對我們的雙邊關係、乃至對整個世界都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是，中國領導人如何對他們本國公民的願望做出反應。中國簽署了一系列國際人權文件。我們希望看到它們所規定的義務得到履行。只有通過讓中國人民非常、非常自由地思想、發表言論、集會和信仰宗教，只有在那個時候，中國才能充份發揮其公民的聰明才智，才能充份發揮其作為國際大家庭一員的全部潛力。
過去一年來，有一些犯人獲得釋放，但是，坦率地說，我們對中國在向我們所作的某些保證上出現倒退感到失望。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洛恩•克拉納(Lorne Craner) 上周在中國就這些問題舉行了會談，我們希望就這些問題的討論將導致中國真正改變做法。
我們能夠開誠佈公地談論這些問題，有時還提出批評，這反映了雙方關係的牢固。真正的朋友就應該如此交往。 真正的夥伴就應該如此相處。
中國將舉辦2008年奧運會。整個世界都將來到北京。中國將有歷史性的機會，向世人顯示中國不僅日益繁榮強大，而且日益公正自由。
中國選擇如何運用其財富和日益增強的影響，最終將由中國自己決定。
美國和整個世界都將密切地注視著中國的行動，看一看這些行動是否有助於國內和國際的安全、繁榮和維護人的尊嚴。
就我們來說，美國希望與中國共同努力，幫助中國人民實現他們的夢想、他們的希望、使他們的子孫後代能過上更美好生活的願望。過去三年來，美中兩國一直在走發展合作的道路。我們沒有把我們的關係局限在口號上。雙邊關係之複雜是無法由口號來表現的。這是一種蓬勃發展的關係，有很多領域的合作，對有分歧的問題開誠佈公。我相信，今後五年，美中關係將會有巨大的發展，雙方日益增長的夥伴關係將推動重大國際事務的進展。
喬治•W•布希總統說得對：「美國確實需要同中國建立清醒的、有建設性的關係。」這正是我們本屆政府成員正在做的。喬治•W•布希還說得對：「我們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興起。」這樣的一個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強大的夥伴，應對21世紀面臨的全球性挑戰和實現兩國人民對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的最高願望。
讓我們共同懷抱這一理想，讓這一會議有助於實現這一理想。謝謝大家。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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