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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在即，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了一系列軍事演習，當時擔任太平洋總司令的普理赫派遣美國海軍前往台灣東部海域，處理那一次的「台海危機」。

　日前，他在接受美國之音節目主持人石文安訪問時，透露當時美國決定破紀錄派了兩個航母戰鬥群的決策內幕，以下是訪問的節錄。

　（普理赫是在1996年初擔任美軍太平洋總司令，後來又曾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

　石文安︰九十年代中期，你擔任美軍太平洋地區總司令，這個職務意味著什麼呢？你是怎樣得到這個職位的呢？ 

　普理赫︰這個職位當初是叫「美軍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後來國防部長拉斯菲爾德把名字改了，不叫「總司令」，而是叫「戰鬥部隊長」，所以我們就是「戰鬥部隊長」。這份工作恐怕是海軍裡最好的，說不定是所有軍種當中最好的呢。這個職位遠離華盛頓。 

　石文安︰是駐在夏威夷？

　普理赫︰對，駐在夏威夷，經常去亞洲，我是96年初去的，大概是在台灣海峽危機發生五個星期前。

　那麼，我是怎麼得到這份工作的呢？我現在和很多公司的總裁打交道，其中有些人認為他們所得到的東西都是應該的。同樣的，有些在軍隊裡升到四星級的人也會想，「嘿，我本來就應該有這個軍銜。」這些人當然都夠格，但是他們也很幸運。挑選的過程包含了很多主觀因素。我覺得我很幸運能得到那工作，我也覺得自己是夠資格的。但是可能還有別人也是夠格的呀。

　所以，我們96年去了夏威夷，開始工作。

　石文安︰你所說的「工作」是什麼意思呢？「太平洋戰鬥部隊長」都做些什麼呢？

　普理赫︰太平洋戰鬥部隊長負責亞太地區的所有部隊──海軍，陸軍，空軍，還有海軍陸戰隊。當時這個職務統領大約30萬8千人。還有四星級空軍、海軍官員，三星級海軍陸戰隊以及三星級陸軍官員都向「太平洋戰鬥部隊長」會報，所以我們不乏一呼百應的支持。

　這個職位是負責美國的安全佈局，要向國防部長會報、向總統會報。這工作既涉及政治，又涉及軍事。根據局勢的發展，你要和亞太地區各國首腦，和我們駐各國的大使接觸，不僅要和該地區各國國防部長、還要和外交部長們往來。我們和澳洲、泰國、日本、韓國都是盟國。我好像還漏了一個。

　石文安︰是菲律賓？

　普理赫︰對，謝謝你，是菲律賓。要是我能用一點哲理分析的話，那就是，如果你是一個真正好的部隊長，你就會防止危機的發生，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你就要在危機發生以後很好地應對。

　通常情況下，你不見得那麼英明，能夠做到防止所有危機，所以你就要對一些危機做出應對。要是你有足夠遠見的話，你有時候可以事先緩解危機；有時候你需要讓危機發生。說到這兒就很自然聯繫到96年的台灣海峽危機....

　石文安︰我先來問個問題。你在去那兒之前和中國，或者和中國領導人有沒有其它往來？你當時是第一次去中國嗎？以前去過沒有？

　普理赫︰沒有。我第一次去中國是1996年，台灣海峽危機發生以後。不過，在那之前我研究過中國。我1972年在美國的海軍戰爭學院學習，我的中國課導師是克萊得--Clyde。我獲得了國際關係的碩士學位，我學的東西大多涉及政治科學和中國。我一直就對此感興趣。我也學過《孫子兵法》，還想把他的戰術理論運用到航空學上。這時候你就能用上孫子的「防範」概念了。孫子能夠不捲入真正的衝突而實現他的目標。中國人也都知道這一點。

　我不是說要軍力薄弱的部隊，而是要有非常強大的部隊，主要的是達到目標，而不僅僅是作戰。

　我想在我關於「軍事模式」這個問題上再說一點離題的話。我認為國際關係問題就好比四個相互重疊的「范恩圖解」。你知道什麼是「范恩圖解」嗎？

　石文安︰不知道。怎麼拼寫？是V-E-N嗎？

　普理赫︰是 V-E-N-N。是個工程學概念。它是相互重疊的圓圈，一個是綠色，一個藍色，一個紅色，重疊的部分是紫色，這就是「范恩圖解」。

　在國際關係中，這些圓圈分別是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因此，你碰到的每個問題都包含這些原素。它們彼此重疊的幅度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個問題，而你只從軍事方面來看它，那你得出的解決方案就會很糟。舉個例子，有人可能會說，我們把伊拉克問題過份軍事化了，所以現下我們不得不回過頭去進行修補。

　總的說來，討論中國和台灣的關係問題是在軍事界進行，但是問題的答案卻不在這個圓圈裡，答案存在於其它幾個圓圈裡，因此，人們在尋找解決方案的時候就要顧及所有原素。

　我本人試圖這樣做。我擔任太平洋地區總司令的時候和同事們曾試圖這樣做。這種方法對我們如何看待台灣海峽危機產生了影響，對後來如何看待中美撞機事件產生了影響。

　是不是能讓我在此多發表一下個人看法？

　石文安︰當然，請你來本來就是要你談你的觀點嘛！

　普理赫︰在看問題的時候，你首先要問什麼是理想的結果。第二步是對這個問題加一點約束，要問自己︰在現實的情況下，你能得到的最好結果是什麼？然後是第三步，你要想想是什麼人或是什麼事對取得這個最好結果能起影響。

　這樣一來，你就有了一個參與者的名單，他們每個人的看法，以及你在這上面應該怎麼做，之後你就有了一個計畫，這在軍隊裡我們稱之為「行動和里程碑計畫」，有了計畫，你就可以設法去達到目標。

　我覺得，從理想開始一直到有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這個透過不同階層的途徑是合理的。不過，這說起來很容易，但是這四個步驟包含了大量的工作。

　石文安︰能不能說說那次台灣海峽危機，發生了什麼，怎麼處理的？

　普理赫︰96年發生的海峽危機很有意思。這裡顯示總司令應該怎樣與國防部長合作，可以作為政府如何運作課程的一個典型。當時，約翰•沙利凱希維利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婓瑞任國防部長，我是婓瑞派到夏威夷去工作的。

　我們不是很親密的朋友，可是我覺得彼此之間特別信任。其實，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沙利並不是「指揮鏈」中的一部份，但是他是總司令和國防部長之間交流的仲介。

　石文安︰你是說你要和國防部長交流得透過....

　普理赫︰應該透過沙利，太平洋地區總司令有權直接給國防部長打電話，我當時也經常打電話，但是我總是向沙利簡單會報一下我們交談的內容。我當時事情很多，沙利要處理的事情更多，涉及世界範圍。婓瑞的事就更多了。不過，台灣海峽危機發生的時候還是引起了我們的關注，是一個要優先考慮的問題。

　石文安︰請你給我們的中國聽眾再說一下，我們所說的海峽危機是什麼？

　普理赫︰好的，我覺得中國聽眾可能對美國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係不是太感興趣。

　石文安︰那倒不見得，我覺得他們會很感興趣的，因為我覺得我們如何處理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普理赫︰當時是1996年。台灣大選定在3月22日舉行。選舉前夕，中國在台灣海峽附近舉行了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我認為他們當時是想影響台灣大選。我覺得他們這樣做並不太高明。

　不是有這麼個說法嗎──要是你手上唯一的工具是把錘子，那每一個問題看上去就像是釘子。我覺得當時中國除了人口比台灣多以外，他們擁有的就是軍事優勢。所以就在軍事上大造聲勢。他們沒有用更好的方法來影響台灣選舉，而只是對台灣施加威脅。

　當然，美國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就是我們願意有一個和平的解決辦法。我們要防止台灣被中國壓倒，但是又想看到透過和平模式來解決問題。當時，兩岸之間的對話幾乎中斷，還沒有恢復，情況不好，而軍事演習又在進行。

　在華盛頓，你在看這個問題時不能不考慮到柯林頓總統當時的處境。柯林頓總統由於一些私人問題而遇到很多困擾，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說。他和國會的關係不太好，那時，柯林頓總統還是做出了要接近中國的姿態，但是國會中更為保守的人士對中國的軍事演習大做文章，認為中國威脅要侵略台灣。

　可是，我們的看法是，中國不是威脅要侵略台灣，他們是在舉行軍事演習，他們有一些舉動，但是他們的行動不會促使他們侵略台灣，他們不可能那樣做。

　石文安︰他們是不是把飛彈對準了台灣呢？

　普理赫︰等等，等等，你說的是後來的事。

　石文安︰好，那我們一步一步來說。

　普理赫︰對，他們當時在進行軍事演習，但是還沒有任何威脅台灣的舉動，他們在公海上進行演習，他們是可以那樣做的。

　所以，我們也按兵不動，我當時的情報官是傑克•雅各比，他現在擔任國防情報局局長。我們密切注視著局勢，我們肯定中國不會侵犯台灣。

　但是，就在台灣大選前幾天，大概一個星期到十天的樣子，中國宣佈封鎖兩個地區，一個在台北近海，一個靠近高雄，說是他們要對這兩個區域發射飛彈。

　一天我早上去上班的時候，這個消息已經在我辦公桌上。華盛頓的時間比夏威夷早6個小時，我上班早，沙利比我還早，我到辦公室的時候，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已經留言讓我盡快給他打電話。幾乎就在那時，我也看到了我的從業人員給我準備的訊息，是前一天晚上收到的。

　我心想，不好，這會成為導火線。這不是侵略，但是也不是和平解決方案。我們得採取行動。

　我們一直在考慮該怎麼做。沙利給我打電話也是想商量這個。我們兩人都同意應該採取行動。我說，「我們會拿出一個計畫來。」當時已經快中午了，他那裡是1點鐘。我說，「我們三四個小時之內，在你下班前會給你一個方案，然後明天你上班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更好的計畫。」

　石文安︰你們有沒有談到是什麼樣的計畫？ 

　普理赫︰沒有。 

　石文安︰一點兒也沒有？ 

　普理赫︰沒有。我說，我們會提出建議，戰鬥部隊長的責任就是擬定計畫，然後把這些計畫送交華盛頓審議。

　所以，我們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中國說他們要向這兩個封鎖地區發射12枚飛彈，每個地區6枚。

　石文安︰他們公開這麼說的嗎？

　普理赫︰他們是公開說的。我們當時在菲律賓部署了一組「獨立號」戰艦，那天下午，我們開始把這些戰艦向台灣東部移動，不是向中國這邊，不是向台灣海峽，而是向台灣東部移動。

　石文安︰這個決定是怎麼做出的呢？是你一個人的決定嗎？

　普理赫︰我可以做這個決定。

　石文安︰你可以一個人做出這個決定？

　普理赫︰但是，要是我不經磋商就擅自決定，那我就太蠢了。我既然被授權可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就意味著他們知道我還不太愚蠢，有當機立斷的能力。所以，我們就下令移動這組戰艦，但是同時我們也打電話到華盛頓。

　海軍裡有這麼個術語，叫做「除非接到另外的指令」。我就喜歡手下的人這樣對我說，「我現在這麼做，除非你告訴我不要這麼做」，而不是來問我「我應該怎麼做？」

　普理赫︰所以，我說，「我們開始調動這組戰艦。」他們也有機會說「不要這麼做」，不過我們當時並不明瞭到底要做什麼，但是開始行動了。菲律賓、馬尼拉離得都很近，所以，一切進行得很順利。

　調動艦隊以後我們就開始思考，我這裡就不細說了。我們的考慮涉及到剛才說的四個彼此重疊的圓圈。我們該怎麼做？我們要有足夠實力來做這件事，而不會被看作是虛張聲勢，因為我們不是在虛張聲勢，我們是嚴肅認真的。我們一切就緒，可以行動了，我們並不想那麼做，但是我們希望得到最好的結果，同時也做最壞的打算。

　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是從軍事角度出發的。我們把艦隊派往那裡，我們考慮到政治、軍事、經濟，也有一點文化的成份，但是不多。怎麼去談判呢？對方是中國人，他們需要得到一個強有力的信號，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行動是不合適的，超越了界限。

　另外，中國1995年在台灣附近也發射過飛彈，我們當時沒有任何表示，因此，中國人可能以為他們這麼做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現在這樣做是不可以的。我認為我們95年犯了錯誤，沒有對中國方面做出回應。所以，1996年，我們就必須對中國人說，「這太過份了。」

　與此同時，我們要用外交的模式對台灣說，我們這樣做並不是給你開空白支票。我們現在要阻止事態繼續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就可以為所欲為。

　石文安︰這是你說的嗎？是口頭說的？

　普理赫︰是的，這個話傳達給了台灣人。

　然後再傳達給我們在亞太地區的盟國、朋友，我們在那裡的影響力很大，對台灣的承諾也極多，這是我們持續最久的承諾之一。所以，要是我們什麼也不做，或是做得不夠，那我們的盟國看了就會認為美國靠不住。我們要在解決這件事以後能繼續保持我們對這個地區盟友的影響力，做堅定可靠的合作夥伴。 

　這一事件除了中方以外，其他的所謂「觀眾」就是美國。美國人、國會議員也需要看到我們恪守承諾，採取正確行動。這些就是我們當時考慮的事。

　那時候，有人在華盛頓說，「咱們派五艘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炸了他們的港口。」那些不用承擔責任，負責任的人、講什麼都可以。當你要承擔責任的時候，你就得要負起責任。

　石文安︰你當時聽了那些話是不是必須認真對待？

　普理赫︰不。不過，要看說話人是誰。有時候說這些話的是很重要的人，可能是一位重要的參議員，或類似的人。那些話也不是無足輕重的，但是如果你按他們說的去做，他們會感到震驚，他們那些話是說給別人聽的。

　再有就是如何估量引起的反響。那是1996年。在天安門事件以前，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進展一直很好，也許好得過了頭。到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我們才突然意識到中國的情況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

　不過，我們一直在慢慢地設法恢復和中國的關係，情況進展得也不錯。我們不想對他們做出太過頭的回應，以致使彼此的關係倒退十年或十五年。

　我不想對中國過份同情，只是從他們的角度來想，他們會想︰「我們去年發射了飛彈，你們什麼也沒說，而現在，你們突然採取激烈行動，這是怎麼回事？我們也不想和你們談了。」為了避免中國方面這麼想，我們試圖做出一個均衡的回應。

　從軍事上考慮，我們覺得派一組航空母艦就能表明我們的立場，可以透過軍事途徑來解決問題。當時婓瑞任國防部長，我現在和婓瑞共事，我非常敬重他。婓瑞和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沙利多年來關係很密切，他們都是很好的人。

　婓瑞國防部長當時說，「派遣一組航空母艦還不夠，不足以向中國人傳達這個訊息，還需要再派一組。」所以，我們就又從波斯灣抽調了一組。

　石文安︰原來是這樣。

　普理赫︰尼米茲航空母艦戰鬥群從波斯灣被抽調過去，在那之前我們從來沒有兩個戰鬥群同時在那個地區。

　要是你現在隨便問一個美國人，他們會說，「什麼台灣海峽危機呀？」但是，要是你碰到一個稍微對這個問題有點興趣的人，他就會說，「啊，對了，我們當時在台灣海峽有兩組航母戰鬥群。」其實，這些都是不對的。

　我們做出了回應，我從這件事上得到的教訓就是，我們缺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間的交流。和其它每個國家，甚至包括馬來西亞，那不算是美國特別好的朋友，我們都和他們的軍方保持關係，能夠交談。

　石文安︰我們和中國軍方沒有交談是因為天安門事件？

　普理赫︰是因為天安門事件。在那之前和他們還有一些交流，但是關係從來都不是太好，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嘛。打個比方，要是我想就一個問題說服一些選民，和那些已經和你想法一致的人談當然感覺很好，但是這些人並不是你需要談的對象。中國就屬於這一類，我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任何聯繫或是交流，倒不是說我們非得做朋友，但是我們需要交談。

　石文安︰你開始擔任太平洋總司令的時候有沒有覺得需要恢復這些軍方聯繫？

　普理赫︰沒有。

　石文安︰你沒有？我們談到過關於軍方對軍方聯繫的必要。

　普理赫︰每當你接受一個新的軍職，要對發生的事承擔責任的時候，你就會先看看那裡的領導，然後考慮有哪些情況會出問題。當然，你也會看到那些好的方面，可是也要看看那些明天可能會變糟的事，這些事會使得每個人的生活、包括我自己在內，變得十分痛苦。我剛到太平洋司令部的時候就是這麼做的。

　我1996年2月到達太平洋司令部的時候，他們已經著手處理這次台灣事件了。我的前任狄克•麥凱遇到一些問題，但是他在太平洋司令部各部門運作方面做得很出色，使得那裡的作戰能力更有效。他這方面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幹得很好。我認為他是個出色的戰鬥指揮員。狄克•麥凱是個很實際的人，他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但是當你看一看問題到底在哪兒的時候，很清楚，中國當時正日益壯大。我們和日本的關係良好。所有這些，這些友誼，都需要關心和培養。但是中國是個很大的未知數，它很強大，還在變得更強大，自那時起的8年來，大國實力開始消耗。

　所以，我們的從業人員第一個月就花了很多時間考慮在台灣問題上，我們能做什麼，我們都有哪些選擇。

　我們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有一系列事情可以做，當時就好像處於中間。在這層面之下，我們有許多事可做，在這層面之上也有很多事可做。結果，我們和中方的交流是好的。我們做出的應對也是好的。我覺得中國方面現在看清楚了當時我們的回應並不過份。當時他們有好多抱怨，但是我曾有機會跟他們中的一些人解釋，我說，「你看，我們本來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我們一半都沒有做。我是說，我們完全可以做出強烈的回應，但是我們沒有，為什麼呢？」然後我就給他們解釋了上述的理由。

　石文安︰你們是什麼時候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口頭交換意見的呢？

　普理赫︰96年秋天，就在美國大選前，我第一次去中國。在那之前，中國有一兩位領導人到過夏威夷，我們也和他們一起交談過。

　後來我終於去中國了，我一直想去中國，從來沒去過，96年秋天終於第一次去了。隨後又去過幾次，也有很多中國方面的官員來到夏威夷，包括江澤民等其它政治要人，我和他們中很多人見過面。這些交往也許為我退役以後被任命為大使打下了基礎。

　石文安︰那次海峽危機後來是怎麼解決的呢？

　普理赫︰台灣舉行了選舉也就解決了這個危機。

　石文安︰中國方面不是太高興。

　普理赫︰對，他們是不高興。在那之前，李登輝來美國，到康奈爾大學，等等，等等。中國方面說他們一共發射了5枚飛彈，只有兩枚相當靠近台灣，另外的離得很遠，然後他們說，「這事算完了。」我們認為這件事就完了。他們開始把軍艦撤回港口，我們也撤離了第七艦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