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軍事記者的專業素養與媒體和軍方互動
對台灣的記者而言，「戰地記者」這個名號基本上已成絕響。自八二三砲戰之後，台灣記者最多僅是採訪「別人的戰爭」，甚至所謂採訪，也多只是「遠觀」，而無真正「近身」式的參與（胡元輝，2003）。此次專家座談會的中視記者蘇欣偉以親身經驗說道：
這一次進入科威特採訪是在3月18號，也就是在開戰的前兩、三天。這一次前進的時候，其實沒有預期會前進到伊拉克裡面。台灣的媒體有點悲哀的地方是，我們在國際關係上面的低落造成我們在前進伊拉克採訪，或者是進入現場採訪時並不容易通過美英的防線，因為我們要取得證件或跟美英一起進入伊拉克採訪其實是很困難的，所以這一次我們只真正進入伊拉克南部叫薩普旺的一個難民村，這一次是科威特政府為了顯示他們的愛心及人道精神所以才讓我們跟著紅十字會一起進去的，這一次當然是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之下進去的。
我們在科威特的採訪經驗比較難得的是說，有一次從波斯灣打一顆蠶氏飛彈直接落在我們下榻的飯店大概一公里處左右，時間大概是凌晨，我還記得是1點46分，那一次我們真的是被驚醒的，因為在此之前有十幾顆飛彈都被美軍在空中直接攔截，只有這麼一顆飛彈從後面發射過來，到目前為止，我們也不曉得那顆到底是不是伊拉克發射的也只有那顆飛彈命中到我們飯店旁邊的時候，才讓我們著實感覺到我們真的是戰地記者。
其實，培養政經文財建教的記者比軍事記者容易。換句話說，軍事記者的成長比之其他的困難。難就難在沒有實習的機會。一經投身入戰場採訪，立刻接觸到濃重的火藥味。在戰場上奔馳採訪，一半靠機智，一半講運氣，砲彈子彈都是沒有長眼睛的（何燕生，1991）。此外，第一次波灣戰爭時，美國國防部就硬性規定，凡是要在戰雲密佈的波斯灣採訪戰地前線新聞的新聞工作者，都必須接受跑步18、伏地挺身19與仰臥起坐20這三項體能測驗，若體力差過不了關的話，就遭打回票，無法在戰地前線擔任採訪工作（張寶鳳，1991），因此軍事記者必需具備的專業素養除了要有充足的軍事知識外，臨機應變的膽量與智慧也是不可少，再者體能也是必備條件之一。
那麼，這次各家媒體所派出去採訪戰爭新聞的記者是否符合上述條件？蘇欣偉的回答如下：
事實上，這次很多派去的記者應該說是社會記者，因為台灣太久沒有戰爭了，所以沒有真正所謂的戰地記者，去的都是跑台北市、台北縣警政，或是其他社會方面如警民槍戰和地震的記者，因為主管認為我們有面對槍戰經驗，可能在見識到砲彈落下來或者是海珊打來時這種場面，比較不會震憾。
所以說去了這一趟，讓我覺得比我當兩年兵還有用，因為當兵的時候就只打打槍，把槍膛清一清，可是這一次是真的感覺砲彈在空中、在爆炸，而且隨時要擔心毒氣的攻擊。尤其是當科威特第一次警報響起時，大概是在美軍進攻的第二天，那一次非常遺憾的，台灣記者只有一家電視台向國防部借了兩個防毒面具，而其他電視台則完全沒有準備。事實上，我們之前有參加過國防部和外交部合辦的戰地記者聯誼，不過說實在的也只有一天的時間，那時候他們是有建議我們可以向國防部借防毒面具，但是因為我們出發的太匆促了，幾乎是毫無任何裝備，只好到了當地才開始購買。
對於這種現象，陳清河與蘇進強均認為跑社會線的記者不能等同於戰地記者：
陳清河：不可以把社會新聞的記者派到戰場去當戰爭新聞記者。
蘇進強：戰爭新聞跟一般的新聞絕對不能等同視之，所以我個人並不認同派遣社會新聞的記者到前方去採訪戰爭新聞。
劉作坤則是表示不管是跑什麼線的記者，都應要事前下功夫，儲備軍事專業素養，否則將會使新聞錯誤百出：
平面媒體整體呈現的專業素養還是有不足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派去採訪的很多都是社會記者，在專業方面的確比較不足，國內軍事記者有一部分有派去，有一部分是在後線做支援；事實上不管是軍事記者也好，戰地記者也好，事前的下功夫很重要，因為軍事的領域非常廣泛，即便是軍事記者在很多專業的領域上還是得要下功夫。
當美伊戰爭大概在3月27號左右，我們看到好幾則外電談到巴格達附近有一個那查夫的城鎮發生激烈的戰鬥，很多報紙都報導說是美軍的布萊德雷，有的翻譯成裝甲戰鬥車，有的翻譯成戰車，說它有一個25mm的大砲可向對方攻擊，事實上25 mm是2.5cm，有的報紙翻譯成加農砲，有的翻譯成大砲，也有比較專業的報紙翻譯成機砲。事實上，媒體的翻譯和目前世界各國對於軍事武器的界定是有出入的。
比如說，以槍來講通常是20 mm，也就是兩公分以下叫槍，2cm到4cm，也就是到40 mm大概是機砲，40 mm以上的才叫砲，而且cannon這個字，它在戰車上是主砲的意思，所以事實上它是一個裝甲戰鬥車輛。是很多媒體就這樣錯誤地報導出來，這牽涉到編輯、編譯、核稿的一些主管的問題。另外有的媒體不管是平面媒體或者是電子媒體，在介紹若我們假設還是講布萊德雷這個裝甲車的時候，多半就只介紹這個武器上面有一挺機槍，載乘員多少、速度多少，這個其實對閱聽者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武器地底是幹什麼用的。
另外，比如說美伊戰爭是個非常典型的一個裝甲作戰的戰場，我們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觀點，像美國M-1戰車是個很強有力的戰場武器，可是單獨作戰時它沒有辦法發揮作用，又比如說在二次大戰的很多電影裡頭看到德軍的裝甲車很厲害，坦克後面一定伴隨了很多步兵，也就是今天所謂的裝甲步兵，但因其速度不夠，所以現在改成裝甲運兵車載運，就像國內的M-113就是裝甲運兵車。可是美國的布萊德雷，它是介於戰車和裝甲車之間的裝甲戰鬥車輛，它除了運兵之外，每一個裡面還有射口可以直接射擊，不像我們國內的M-113沒有射口，所以基本上，它的功能是替戰車作耳目。所以一個戰車出去作戰，不是單獨戰車就可以作戰了，要步裝砲互相配合，像這樣的東西我們沒有給讀者或觀眾一個清晰的觀念，當然就不會了解這場戰爭怎麼演變。
還有比如說戰爭在行進當中你看到的砲管都朝一個方向，事實上它一定沒有在警戒狀態。一般來講，一個裝甲重隊出去，五輛戰車裝甲兵是前前右左後這樣的來警戒，它的砲管指向不同的方向，一個警戒方向戰鬥時就是按照這個次序來發砲，所以當大家看到電視畫面或者是媒體報導用的照片時，所看到的美軍裝甲重隊前進不是在警戒激烈的戰鬥狀態下，可能只是一個前進的狀態而已，所以這些都是顯示專業不足的問題。
另外，像大家提到美國後來沒有現身的第四步兵師，一直強調它是數位化的步兵師，到底數位化是什麼？說它用電腦，到底它厲害在哪兒？大家想想看，美國其他的部隊會沒有電腦嗎？發射飛彈不需用電腦可能嗎？當然要用。一般來講，師長指令經過層層傳達，到達最前線的連級部隊時，可能發現這個指令是錯誤的，比如指令要前進，可是橋樑已經斷了無法前進，必須要工兵來支援。數位化厲害之處其實在於師長用的電腦和前線部隊同步，可以看到前線的回報，可以立刻修改作戰命令，它速度反應非常非常快，因此說它是一個高效率的部隊。我們的媒體在呈現這方面的報導時，沒有提供觀眾必要的說明，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數位化的厲害之處在哪裡？這些都是媒體需要加強專業的部分。
至於媒體與軍方互動方面，曾被中央日報派遣採訪二次世界大戰的記者歐陽醇強調，在採訪戰爭新聞時，雖軍方有時須封鎖新聞，但記者與軍方不應處於對立，而必須互相體諒、了解，甚且隨軍記者應體認自身亦與軍方為一體，其報導若危及軍方安全，事實上亦即危及自身安全（林守哲、陳立宏，1991）。
蘇進強認為戰爭對軍方來說，就是一個危機管理：
我以一個比較危機管理或者戰爭專業的角度來看，戰爭新聞其實就是危機管理、危機傳播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戰爭新聞的發佈就是危機傳播，到底是傳播危機還是傳播信心，各有本位。所以軍方和媒體之間的關係，也往往因為它的本位需求而產生一種有一點緊張又不大緊張，有一點黏又不大黏的這樣的一個關係。我想這次美伊戰爭的確也很值得我們國內傳播學界，我們國內新聞媒體的朋友好好的來思考。在未來整個戰爭的發展當中，甚至於兩岸關係當中，戰爭新聞或者是戰爭新聞的專業上面，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想這一部分的確是可以讓大家來共同省思。
另外，以新聞從業人員的角度來看，新聞記者當然要爭取新聞，軍事發言人也應隨時向記者提供迅速而確實的新聞，傳播學者于衡就指出，無論哪一個國家的軍事發言人在發佈新聞時，可以「保留」，但不可以說謊，也就是說軍事發言人絕對不可以發佈假的消息（新聞鏡雜誌社編輯部，1991）。而檢視這次戰爭，軍方與媒體的互動為何？蘇進強表示：
這一次整個的美伊戰爭，第一點突顯了媒體在未來超限戰當中勢必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點戰爭新聞的報導，往往也會變成戰爭結果的一環，所以媒體跟軍方的關係就非常的重要和微妙。
這一次的美伊戰爭當中，光是向美國軍方登記允許去採訪的，我們得到的數字是將近六百人，像我們台灣的記者去到戰地邊緣的更是不計其數，大概也有二倍之多。整體而言，媒體和軍方的關係分成兩種，我先舉麥克阿瑟的例子，麥克阿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曾經在歐洲戰場擔任美軍總部的新聞聯絡官，他常常把戰爭的狀況告訴隨軍的戰地記者，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是他最後常常有一個結論：「這是我所能夠告訴你們的，但哪些東西該報導？哪些東西不該報導？請你們看看美國國旗。」戰地記者們覺得非常受到尊重，報導的角度往往就是很符合美國所謂的國家利益，麥克阿瑟跟戰地記者之間的互動可以說是美國軍方和記者互動的一個前身。
這一次如果就美國自己本身的記者來講，他們長期報導軍事新聞，他們跟美國軍方其實有一個長期結構性的互動關係，外國媒體當然是沒有同樣的背景，至於我們國內的媒體那就更不要講了，派社會新聞的記者跑去戰爭，當然會顯現出一些專業不足的地方。如果分為平時跟戰時來看，平時我們國內的軍事記者和軍方的互動其實還算滿好的。雖然我們現在沒有戰爭，若一旦發生問題時，這些軍事記者能夠發揮多少，就要看平常他們和軍方的互動，也就是說軍方在平時向軍事記者傳達一些專業的訊息，讓這些記者本身能夠有一些戰爭專業的素養，報導時就不會有所偏頗。 | 
